「反送中」捲起千堆雪，已經移居台灣的香港人，內心是否也波濤洶湧？本刊訪問仍在香港或已移民台灣的港人，一開始，他們對於以「真面目表態」有些遲疑，但最後，為了香港、為了台灣，他們還是決定：把一切說出來吧！
二○一四年香港發動佔中前的周日，我剛好在台北擔任廣告獎評審，晚上我聽說自由廣場有台灣人在集會挺香港人，就走過去看看。
到了現場發現人很多，還一起合唱，讓我很感動，這時剛好麥肯的同事傳訊息問我：「有人為了挺和平佔中發起罷工，我們能不能響應？」
那當下，我想起自己二○○三年還是打工仔的時候，曾為了想參加七一遊行（編按：反對《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向老闆請假，但老闆不給我去，我不久後就離開那間公司，加上看到台灣人挺香港，香港人當然不能不爭氣，所以就回答：「如果你們認為有事情比工作更重要，公司不會做出懲罰。如果有任何後果，我願意承擔。」
隔幾天回到香港，才發現這段話上了香港《蘋果日報》。美國總公司對於我說這些話之前沒有事先知會，有些不高興，我雖然感受到壓力，但我到現在還是覺得很值得。
這次的《逃犯條例》，我的行動比五年前更積極，因為這個修法，會讓各行各業都受到影響，以廣告業來說，就是全面打壓藝術家和創意人的創作空間，所以我就到處打電話、傳簡訊、做影片，想盡可能告訴更多人這是怎麼一回事。
一般來說，廣告工作和政治離得比較遠；我們這一代人受的教育，也是好好念書上大學，盡量不要理政治，生活過得安定溫飽就好。但我們不能只顧自己，總要想想下一代需要什麼，在我看來，他們追求的可能是公平的生活；但是香港政府首長完全不理解怎麼滿足年輕一代的需求，更不用說怎麼管理這一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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