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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知名大學頻向他們招手 p.118

美國知名大學頻向他們招手  p.118

操著一口流利的英語,說起中文來略帶西方人的腔調,男孩們抹著油的頭髮造型感十足,寬鬆 T 恤和垮褲飄漾出標準的美國青少年風格, 女孩們淡妝勻抹,青春的臉龐洋溢著自信的笑容。他們十八歲,無限的未來正在遙遠的太平洋彼岸向他們招手。

如果不知道他們的背景,打開他們的升學計畫表,你可能會嚇一跳:學生人數不到二十位的一個班級,居然有超過六十所北美及歐洲地區的知名大學接受他們的入學申請,其中申請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和伊利諾大學的學生各有五位,申請到華盛頓大學西雅圖分校及印第安那大學的分別有三位,紐約、印第安那、普渡、史丹福、約翰霍普斯金、馬里蘭等大學各有兩位,麻省理工學院、柏克萊大學、耶魯大學、萊斯大學、杜蘭大學也都榜上有名。

同樣留著華人的血液,他們的人格特質、觀念及未來規畫卻與同年齡的台灣學生大相逕庭。幾乎百分百擁有美國或加拿大國籍的他們,在異國出生並且度過他們的童年,然後陸續跟隨父母回來台灣定居。類似的家庭背景和成長軌跡讓他們聚在一起,成為今日新竹實驗高級中學雙語部應屆畢業生。


全國獨一無二的 雙語教學部

坐落在新竹科學園區內的新竹實驗高級中學,自民國七十二年成立以來,一直備受外界矚目。這所幼稚園、國小部、國中部及高中部聚集的學校,素以開放的校風、啟發式教學及超高的升學率聞名,即使是園區內的員工子弟,都還得排隊抽籤才能取得學籍。除了數理資優班外,實驗中學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全國獨一無二的雙語教學部。

實驗中學的雙語教學部涵括一年級到十二年級的學生,學制、課程設計及教科書皆採用美國學校體系標準,當初設立的目的,主要是為了提供歸國學人、科技人才及駐外代表的子女就學,以便銜接國內或僑居地的教育。雙語教學部不僅以英語為主要教學語言,也聘請外籍人士擔任專任教師,負責英語、高年級數學、自然科學、西方社會學及專題研究的教學工作。

目前雙語部約有二十個班級,學生數將近四百人,教師則有四十八位,其中有十八位是外籍教師,半數以上的教師擁有碩博士資格,平均師生比為一比九,比一般普通高中來得高。此外,雙語教學部也延聘美籍專業人士,專事學生的升學輔導,協助學生申請美加及歐洲地區的大學。

雙語教學部的學生家長約有半數是在科學園區工作的高科技新貴,其餘的五分之一是工研院的研究人員,清大及交大的教授各占百分之六,其餘則是駐外代表及實驗中學的教師子女。由於專收從國外回台的轉學生,雙語部幾乎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有新面孔加入,如何幫助學生適應本地的生活及學習環境,也成為校方最重要的輔導重任之一。


天氣和中文 適應最困難

或許是自成一格的學習環境,讓雙語部學生間的關係特別貼近,原本以為暑假期間應該很難找到學生,沒想到,採訪當日竟來了十多位年輕人,應屆畢業生之外,還有幾位已經在美國念大一和未畢業就轉學的校友,一夥人的嬉鬧聲填滿了空盪的校園,陪著女兒向永婷一同前來的畢業班輔導媽媽黃培真笑著說:「才發了一封 e-mail, 大家就自動來報到了,我們這些學生的向心力可真不容小看喔!」

談到另類的中小學生涯,適應問題第一個就浮上檯面,身材壯碩的嚴惟柏首先發難,用不怎麼流利的中文慢條斯理地說:「其實,當初我真的一點都不想回來,但是爸爸媽媽要回來,我也沒辦法。」嚴惟柏原本跟著父母住在美國的阿拉斯加,一直念到九年級才轉回台灣念書,剛回來時不了解本地的風土人情,還曾發生將街上的垃圾子母車誤認為是冰淇淋車,結果白白空歡喜了一場的糗事。

雖然雙語部的學制和美國一樣,不過,為了因應「本土化」的需求,課程內容還是難了一點,除了垃圾車和子母車不分外,嚴惟柏遇到的第一個文化震撼就是這邊的學生都很用功、很會念書,曾在美國的中文學校讀到六年級,中學成績也還算不錯的他,中文課只能被編到雙語部的國小一年級,第一次數學考試也只有二十分,令他覺得自信心大受打擊,幸好班上同學個個都有同樣的文化適應經驗,而且都很 friendly,在大家的幫忙下,好不容易才度過最艱難的適應期。

楊俊沛和楊嘉哲的經驗則是另一種典型。同樣留著刺蝟式小平頭的楊俊沛和楊嘉哲,可說是青梅竹馬的玩伴,六年前,兩家父母雙雙回到台灣定居,在科學園區附近比鄰而居,楊俊沛和楊嘉哲也跟著轉學到實驗中學念六年級,到了十一年級,兩個大男生又一起強力要求父母親搬回美國。

都已經念到十一年級了,為什麼不多留一年等畢業後再走?楊俊沛和楊嘉哲相當有默契地異口同聲回答說:「因為我們受夠了!」天氣太過悶熱,街道太擁擠,蚊子太多,沒有工友幫忙打掃教室和廁所,中文程度又不夠,上課聽不太懂老師在說什麼,種種狀況,都讓他們無法忍受,再加上回到美國申請大學會比較容易,說什麼也無法阻止他們搬離台灣的決心,拗不過小孩的要求,兩家父母只好重新回美國找工作,並且在美國矽谷再度成為鄰居。


為了組球隊 不惜自籌經費

在雙語部,像楊俊沛和楊嘉哲這樣的例子並不少。實驗中學雖有一定比率的外籍教師,但流動率很高,理科的老師更常處於名額不足的窘態,再加上學生還要兼顧中文及中國歷史、地理等科目,雖不用參加聯考,課業壓力還是大了些,基於升學及文化適應的考量,許多學生不是轉學到台北天母的美國學校,就是搬回美國去。

像今年的應屆畢業班,原本在九年級時,還有四十多個學生,到畢業時,就只剩下十九個學生,而且有三分之二強是女生。對於這樣的結果,嚴惟柏半帶恭維地說:「因為女生的成績比較好,不用考慮升學問題啊!」梳著兩個小髮髻的向永婷卻直接坦率表示:「我覺得這是重男輕女的結果。一般的爸爸媽媽比較會擔心男孩子的前途,也比較尊重他們的選擇,可是對女生就覺得反正我們早晚要嫁人嘛,不需要擔心那麼多。就算我們吵著要回美國,也回不去。」一番坦白的話讓坐在對面的向媽媽黃培真笑開了臉。

除了功課難度外,學校課表太緊、選修課太少、運動課程和社團時間不足,也讓雙語部的學生覺得很不能適應。

今年申請到普林斯頓大學,個兒嬌小帶點娃娃臉的王立啟,在八年級時和同學們組成了羽球隊,三、四年來,隊員們四處征伐,贏了不少獎盃,可是卻一直得不到學校的經費支持,連買球、球衣和比賽的餐費都是向家長募款才湊齊的。

王立啟抱怨說,一般美國的中學都是下午三點就放學了,課後的時間主要是留給學生運動和參加社團活動,而且多數學校都很注重學生的運動課程,只要學生提出要求,學校就會提供免費教練及每天三個小時的訓練課程,但台灣的學校比較注重功課,下午要上課到四點,只能利用四十分鐘的早自習時間來練習,讓球隊的發展變得很困難。


因文化差異而起的師生衝突不斷上演

即使客觀環境的限制不小,雙語部的學生還是對運動和社團活動樂此不疲,本身是桌球隊隊員的曾毅成就說,雖然校規不准許,但大家還是常利用早上的自習課偷跑到地下室練球,而學生們自組的幾個公益性社團,更想盡辦法辦活動賺錢,再把盈餘樂捐給弱勢的社會公益團體。

同時,雙語部的學生們也善於發揮他們的創造力來增添校園生活的趣味。譬如,學校沒有預算給學生買專用電腦,曾毅成就乾脆自個兒到園區找來幾台報廢的電腦,重新組裝,放在教室裡供同學們上網及製作社團文宣,既划算又實用。

學生們的妙點子不少,被台灣制式教育所養成的老師們卻未必能接受這些「過於活潑」的美式行徑,因文化差異而起的師生衝突也因此不斷在校園內上演。向永婷回憶道,有一次,學校舉辦教室布置比賽,班上的同學將壁櫃漆成黑白兩色,雖然頗具前衛感,但負責評分的老師卻不能認同,硬是用記過及賠償公物的方式,逼得學生重新把壁櫃漆回學校要求的綠色。

去年畢業、穿著深藍色花襯衫的校友劉恆良也提及:「有一次,我把家裡不要舊沙發搬到教室,讓同學一起擠在上面舒服地睡午覺,本來廢物利用是一件很好的事,不過,老師們卻要求我們把沙發搬走,而且還威脅我們要記過,結果,第二天,全班同學都穿上黑色的衣服到學校以表示默哀,朝會完後也拒絕回教室上課,最後老師們又是搬上校規處分,才把大家趕回教室去。」

雙語部學生「觸犯校規」的事情層出不窮,就連管理上已經比一般台灣學校寬鬆的高中部學生都常跟學校抱怨,「一校兩治,太不公平了!」不過,雙語部的學生也不覺得自己有錯,畢竟從小在美國長大的他們,已經習慣了相對較自由的校風,向永婷就說:「我們真的很難像高中部的學生一樣,按照標準規規矩矩地把校服穿得很整齊,像學校要求我們女生的裙子要過膝,這根本不可能嘛,因為太難看了!」


高科技眷村 父母期待高

儘管對自己的行為充滿自信,不會因為外來的責罰就輕易否定自己的觀念,但雙語部的學生也有屬於他們的困擾,來自父母的高度期待就是其中之一。

劉恆良打趣地說:「我覺得我們好像生長在高科技眷村,爸爸們不是大學同學就是現在的同事,媽媽們幾乎都認識,所以不太能做什麼壞事,萬一不小心被其他人的爸媽看到,就完蛋了!更悲慘的是,我們的爸爸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博士,媽媽呢,至少也都是碩士,所以對小孩的期待特別高,我們的壓力也特別大。」

就讀於美國萊斯大學( Rice University )一年級、戲稱自己在念米飯( Rice的直譯)大學的賴怡伶則指出,「就算是在美國,我們從小還是被爸媽要求要把書念得很好,將來申請到一所好大學,而且最好是念醫生、律師、建築師或電腦工程師之類的科系,可是其實我們最希望的,還是可以多玩一點、多享受一下人生。」賴怡伶說,由於父母親的期待,絕大部分雙語部的學生們至少都學過一樣樂器,鋼琴和小提琴是最普遍的「必修科目」,想起來,「還真是可憐的童年。」

已經決定就續伊利諾大學的曾毅成,被大家公認為最孝順的小孩,因為他就是順著父母的意思準備去修電子工程系的課,相對而言,在普林斯頓大學讀一年級、將來想攻讀東亞研究的蔡康勻,可就叛逆多了,她說:「我爸媽希望我念理工科, 可是我自己卻想念文科,之前我們有很多 Argument,但我還是堅持要按照自己的理想去走。」

在美國伯朗大學 (Brown University) 念大一的劉恆良,也是在父母親的期待下去修讀醫科,不過,他有自己獨特的折衷方式:「我念的『咖啡』大學是職工醫學院,所以大學四年的選課彈性很大,我呢,正在考慮是不是要去念『巴基斯坦建築物研究』。」聽到這個超炫的學門名稱,所有人都驚呼:「不會吧!」劉恆良臉上則露出曖昧而得意的微笑。


台灣人還是美國人 認同成困擾


小時候在美國長大,回台灣度過青春期,長大後再回美國念大學,這種特殊的人生體驗,使雙語部的學生很早就得面對國籍認同的問題。

對於自己究竟是台灣人還是美國人,將來會不會再回來台灣,每個人都有不同答案和理由。楊嘉哲說:「 I think I'm Taiwanese American.( 我想是台灣裔的美國人 ),畢竟我從出生之後的十二年都在美國,對美國有很深的感情,至於以後還會不會回來,就不一定了。」

父親在中央大學任教,現在自己一個人住在加拿大的林山巍說:「我想我是台灣人,而且我對這一點感到很驕傲。雖然只回來台灣兩年,但這裡有很多很好的朋友,就算一直住在加拿大,我也不會忘記台灣的。」

今年申請到普林斯頓的向永婷則說:「在美國,我們會被認為是中國人,可是在台灣, 人家又認為我們是ABC,這種感覺很奇怪, 好像 We don't have ourown country.( 我們沒有自己的國家 )。」劉恆良也開玩笑地應和道:「對啊!我們好像是亞細亞的孤兒。」

和蔡康勻一樣,向永婷將來也想攻讀東亞研究,她樂觀地表示,將來是地球村的時代,是哪一國人並不那麼重要,屬於哈日一族的她,希望將來畢了業能到日本工作,「但是,將來如果有小孩的話,一定會把他帶回來台灣的。」

劉怡伶也有同樣的想法,她很肯定地說:「將來一定要帶小孩回來台灣住。因為台灣的中小學教育比較扎實,小孩的基礎會比較好,等到他們長大一點,再帶回去美國學英文,增加國際視野。」

雖然青春期裡充滿了文化認同和適應的挑戰,但回憶起這段日子,多數學生都覺得很值得,就像嚴惟柏所說的:「回來台灣的經驗很寶貴,至少多了解了不同文化間的差異。」至於未來的路,就等待他們的腳步來開拓了!



戴禮明打造東西文化兼融的新竹實中

撰文:李宥樓

「未來時代的潮流,將是強調個性表現、獨立自主、批判能力的西方文化,以及重視群性、團體合作的東方文化的融合。」實驗高級中學校長戴禮明很有自信說:「我相信,雙語部的教學特色,絕對符合這個時代趨勢,而且可以養成既具有國際視野,又能接納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

今年四十九歲的戴禮明,畢業於美國加大洛杉磯分校 (UCLA) 的教育研究所,是國內少數擁有博士學位的中小學校長,也是國內第一個透過公開程序被遴選出的高中校長。接手新竹實驗中學五年以來,她一直秉持著「開放、尊重」的理念來治理學校,也不斷嘗試在中西文化間擷長補短,希望讓雙語部和高中部、國中部的學生,都能在相同的規範下學會互相欣賞和互相尊重。

由於實驗中學對外籍教師的聘任,目前仍受限於公立學校的教師聘用規則,在薪資和福利的條件上都很難突破,使得外籍教師的流動率偏高,再加上行政人員不足,本土教師的觀念又比較傳統,使得雙語部經營管理和發展都面臨很大的挑戰,不過,戴禮明認為,這些挑戰和校園衝突也同時是個師生共同學習的機會。

雙語部學生過去的升學狀況並不是很好,很多學生為了升學考量,往往在九、十年級時就選擇回到美國念書,但近年來,學生的成績表現愈來愈好,願意留到畢業的人也愈來愈多,史丹福、耶魯等名校,都將實驗中學雙語部及美國學校設定為第一級的招生重點學校,戴禮明說,這證明學校的中英語及中西課程並重的方針是對的,雖然有些學生現在會覺得課太多有點吃不消,但她相信,這些訓練將來一定會成為學生未來在社會上的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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