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見到英商怡和高力不動產顧問台灣分公司總經理黃柏鈴，會有許多人順理成章以為這位喜歡打領結、留著小鬍子的英國愛丁堡大學建築所博士，是另一個香港派來的外商總經理，但是，當您仔細聽他談話之後，會發現他不只是道地的台南人，更同時兼任內政部古蹟評鑑會的委員，在忙著為客戶進行土地開發、鑑價、仲介管理之餘，還積極為古蹟的保存奔走。
最令人驚奇的是，黃柏鈴在從事以土地開發利益為優先、業績錙銖必較的國際不動產顧問事業之外，還為內政部擔任古蹟評鑑的工作，實在很難讓人將這兩個「最終追求價值不同且具衝突」的工作連在同一個人身上。
說到會踏入古蹟研究，黃柏鈴表示，當時正是七十年代、國內古蹟文化觀念開始盛行，並醞釀起草「文化資產保護法」時，為因應時代潮流，營建署支援文建會進行建築物古蹟保存工作，而被營建署指派技術支援的正是黃柏鈴，這些學者專家首先「試驗」的個案，則是被評鑑成一級古蹟的「淡水紅毛城」，而黃柏鈴也因此轉任職文建會。
由於一直接觸古蹟評鑑與復建工作，黃柏鈴後來出國深造，博士論文題目就選定：「女性在中國傳統建築之影響──以十九世紀的台灣為例」，研究十九世紀時比中國大陸還「中國」的台灣，當時的建築內部設計，如「東廂房」、「西廂房」等對女性的態度與地位等等，充分發揮他在「建築古蹟」這個領域的實務經驗。
談到進行古蹟評鑑時所遭遇的問題，黃柏鈴說，中國人「愛住新房子」的觀念深根柢固，而且「古蹟是人家的，就贊成保留，古蹟是自己家的，就反對保留」的極端立場，或是「沒錢整修房舍，就要求列名為古蹟保存」，在利益衝突太大之下，也著實讓評鑑委員傷透腦筋。也因為這種不愛老東西的觀念，中國人對祖先資產的保留方式，就是靠著「匾額」作古今臍帶連接，就算是將建築物留了下來。
除了民族性使然，黃柏鈴認為在修補的技術上台灣雖然已具相當水準，可以重塑古蹟原貌，但是政府沒有完整配套措施，包括詳盡的補償、收購，或是國宅交換計畫，以及沒有能力經營，如採取大英博物館販售「除此之外絕無販賣」的精細館內陳列物複製品，而非僅賣些簡單的明信片，以自足方式累積維修經費，甚至還採取國外已證實行不通且無利可圖的「空權移轉」（即列為古蹟的甲地容積，以市價換算成乙地的每坪價值之後，允許古蹟所有人按乙地價格出售之「等價移轉」做法），也是造成國人長久以來不珍惜文化資產。
再看到近來因都市更新而面臨是否留存的台北市「四四南村」，以及華山車站特定區中的第一酒廠、建國碑酒廠、松山菸廠等，當地居民與外界的文化團體不斷請願抗爭，而且隨著「都市更新法」子法的通過，未來全省會有更多老舊房舍在地主與建商基於經濟利益優於文化價值之下而消逝。對於這些時間不夠長，卻有豐富歷史意義的建築，黃柏鈴表示，他實在很難就此斷論「誰是誰非」，因為從古蹟的評鑑角度來看，一棟老舊建築的留存並列為古蹟而獲得修補，除了視該棟建物在該產業發展歷程的角色，稀有性、年歲、精美程度、擁有者在當地的聲望……等等，都是決定是否「列為古蹟」與級數的重要依據，而且還得再經過各評鑑委員抽象的辯論與合議。
黃柏鈴也認為，反對拆遷的一方也必須提出保留的量化證據，不能單從精神層面來說服對方，尤其整體考量後發現，全體市民必須花大錢養一個只有少數人得利的活動建築用地，因此，要解決台北市全面都市更新後面臨的抗爭問題，台北市政府必須要為每一塊地定位清楚，並以簡單條文揭示未來台北城市的發展面貌、清楚區隔「 old town 」與「 new town 」，才能讓市民與開發商不因市長換人而不知所措，台北城的風格才會逐漸展露。
台灣保存古蹟觀念興起至今已接近二十年，黃柏鈴認為台灣人對自家與附近居住房舍歷史的保存開始有了自覺，例如老松國小的剝皮寮、去年才開幕的北投溫泉博物館等，都是在地人結合而推動文化保存的事例，只是還不夠專業與組織化。而且，台北市古蹟保存決定到開幕的「快速」過程來看，都好像在為增加某市長任內政績而趕工，政治意味勝於文化意義，使得古蹟修復後再展出的，不是反映原本活動，而成了掛滿照片的博物館。
此外，各個古蹟以博物館方式呈現後，都喜歡走上「最大化利用」，造成古蹟本身超量負荷。以溫泉博物館為例，除了展出北投溫泉文化與當地的礦石之外，還設有電影播放、原住民展覽等等，而布政使司衙門博物館從中法戰爭開始展出，讓展覽期拖得太長，都會加重建築物的負荷量、模糊古蹟存在的意義。他認為，台北市在古蹟的規畫上應走上「小品」制，不僅讓每個古蹟博物館呈現獨特風貌，也讓台北市因不同味道的古蹟而自成一個大博物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