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看見明天

我和那些非法移工的藍色寶島夢

撰文: 陳亭均 日期:2017-04-27 分類: 焦點新聞 文章出處: 今周刊1062期

有超過60萬名外籍移工在台灣這片土地上生存著,然而他們的生命卻如同一團迷霧,所受的苦難,常常也不為人知。阮金紅及丈夫蔡崇隆拍的紀錄片《再見 可愛陌生人》,近距離地以親近的視角,拍下非法移工的生活與難處。

夜深了,山看起來就不再像山,像海,黑得不見邊也不見底,沒分沒寸的,時間、空間還有人心裡頭的東西全都攪和在一塊兒,無法度量深淺。阮金紅從嘉義搭著計程車趕上中部山區,司機喊價四千五百元,價錢貴得驚人,但一時間她也顧不了那麼多,一口就談妥了價錢。

直到現在,回憶起拍攝紀錄片《再見 可愛陌生人》的這段往事, 阮金紅還是說得驚心動魄。這部片記錄的是非法移工的處境,將在桃園電影節角逐「臺灣獎 」,阮金紅和先生蔡崇隆是導演。

阮金紅也不知道要怎麼辦,只好請司機開往荒山。「我本來只是要去關心他們,但是一上去,他們竟然早把東西都準備好,以為我要接他們下山躲警察。」天暗路險,載他們下山風險很高,計程車若被警察攔住,這更是樁包庇非法的案子,要吃上官司的。

暗夜黑車裡,他們的故事就此展開⋯

她想也沒想,咬牙就把移工們送上了計程車,「好,我帶你們走!沒關係,被抓我扛,我做好事,一定會有好報。」運氣倒好,暗夜黑車避過了警察,阮金紅再付給司機四千五百元作回程的費用,來回花了九千塊,那是她和蔡崇隆一個月的飯錢,「但我真的沒辦法拒絕他們。」

這些「非法移工」是異鄉陌路上的亡命者,他們來台,要付出超過五千美元、不合法規的仲介費用,若再遇上不肖的台灣雇主以各種理由苛刻、剝削,那些不人道的低薪、過勞、惡劣的居住環境,逼得他們只能選擇逃跑,打黑工賺錢。

我每天夢到警察抓我啊~好可怖!

阿成是阮金紅鏡頭下的外籍移工之一,他會說中文,但說得不夠好。當阮金紅問他,「你的夢想是什麼?」他把「夢想」和「做夢」搞混了,睜著眼回說:「有啊,每天做夢,夢到那個警察抓我啊。好可怖。」那當然不是夢想,而是「夢魘」。

就像蔡崇隆說的,阮金紅拍攝移工的視角很親切、很貼身,她離他們很近,一起在高山上種高麗菜、一起幹農活,在她拍下的所有影像中,都帶著一份「感同身受」。知識分子或紀錄片導演往往把對弱勢的同情,視為一種「品味」,但阮金紅從不「俯視」或「歧視」弱者,她跟他們站在一起,「平視」著他們。

那種「理解」是貨真價實的,因為她自己也經歷過同樣黑暗、戲劇化的故事。阮金紅是從越南嫁來台灣的新娘,「我經歷過的事,可能也是很多移工們經歷過的事。」談自己之前,她就先一步預告:「我怕我講了會哭。」她並不畏懼提過去,但她記得那些回憶有多沉痛。

阮金紅是越南同塔人,家境並不好,她家屋頂是樹葉搭的,破屋子旁繞著叢林,幾乎與世隔絕。畫家侯俊明曾在創作《亞洲人的父親》時訪問過阮金紅,為她的童年畫過一幅畫。在那次訪談中,阮金紅說,她父親喝醉,就會被「髒東西」附身,變成老虎,見人就狂追猛咬。

「媽媽常常被爸爸打,他拿棍子隨便甩媽媽,媽媽帶著我們跑,像母鴨帶著小鴨,把我們帶到叢林裡躲起來。」小學五年級後,她就沒繼續讀書了。阮金紅確實是越南人,但她當時只知道自己生在那,破屋子之外的越南,對她來說是一片未知之地。家裡親人對她並不友善,貧窮的處境也讓她難受,長大後,阮金紅萌生了逃跑的念頭。

我聽說台灣好,半夜兩點就偷偷逃家

她得知鄰居阿姨認識仲介,就想藉著結婚逃往台灣。「我從來沒離開家過,也不知道去哪……,我聽到台灣好,也不知道嫁給別人會怎樣。我能吃苦,不管國內或國外,我都會好好去做。」

就像移工逃警察那樣,這又是一個「暗夜出走」的故事。也是在深夜兩點多鐘,她和仲介聯絡好,偷偷從家裡溜出來,鄰居的狗聽到聲音狂吠,黑夜裡處處都是風吹草動,「我像小偷一樣搭上了車,搭了四個小時,才到了胡志明市。」

二十歲時,阮金紅從越南嫁到台灣,但即便兩個地方隔了一整片海、一千七百多公里,她生存的處境,卻差不了多少。

在嫁給蔡崇隆之前,她還有一段婚姻,這簡直像一場噩夢。嫁給第一任丈夫後,阮金紅兩個月就有了身孕,但隔沒多久,事情就變得不大對勁。她前夫好賭,而且還會暴力相向,前夫家人對她的冷言冷語,更像是利刃般刀刀刺在她的心頭。

女兒出生後,阮金紅多了個心頭肉,受到的折磨卻也成了雙倍,「我前夫賭博,有時偷我的錢去玩,我沒錢,但也要負擔小孩的經濟、費用,所以我白天到工廠,晚上又去加油站。工作是為了保護我孩子。」

他想要的時候,就直接扯我衣服⋯

「他把我當工具,想要的時候,他就直接扯掉我衣服。」女兒出生後,前夫沒有收斂,一樣我行我素,「有一次,我被丟到床上,他甩開枕頭,直接甩到女兒頭上。」她預告的眼淚終於止不住地,串串從她眼睛裡流下。

結婚八年,她終於選擇離開這段關係,「我真的待不下去!」噩夢卻還沒結束,前夫和前夫的家人如影隨形,有時在後跟蹤,有時乾脆在街上攔路把孩子強行帶走,還打電話到阮金紅越南老家,嗆聲:「妳要妳女兒乖一點,不然我挖出她一根骨頭。」

「我快瘋了,我當時租屋租在十三樓,看著樓下,每天都想往下跳。一轉頭又看到我女兒,我瘋了,甚至想乾脆把她砍了。有時情緒控制不住,她不乖,我甚至拿棍子一直打,讓她痛到把衣服都脫光。」講到這,阮金紅說話的語氣已經幾近嘶吼。

為母則強,二○○八年,她為了自己的人生,終於決定鼓起勇氣,一狀告到法院。「我不懂法律,法院在哪我都不知道,每次開庭,我騎著摩托車,邊念佛經,求神保佑我。」儘管生活的苦難,一而再、再而三地壓迫著她,但阮金紅自己蒐集證據,試著與前夫周旋,總算逐漸走出厄運。

在一次活動上,阮金紅認識了蔡崇隆。人們往往會覺得,一個在台灣的越南女性,總得依靠這裡的男人才能生存;但對蔡崇隆來說並非如此,人與人的關係不可能那麼簡單,更不可能如此不平等。

當時,蔡崇隆在台北忙於工作,母親獨居在彰化。只是幾天沒聯絡,他的母親竟然在洗澡時摔跤,就這麼過世了,鄰居注意到屍臭,才藉著警方通知兒子。愧疚、自責讓蔡崇隆承受著巨大的壓力,阮金紅就在這時進入了他的生命。

蔡崇隆當時在彰化沒有交通工具,阮金紅知道這個狀況,便把自己的摩托車借給他,每天走半小時去工廠上班。儘管自己的處境也好不到哪裡去,阮金紅卻認為,「我得先幫助人!」就是這麼單純的一個念頭,將他們的生命聯繫在一起。

在台八年,漂洋而來的阮金紅從沒見過海,蔡崇隆帶她去看了海。原來海不是黑色的,在陽光照耀之下,它是藍色的。

她拍她的越南姊妹、也關照逃跑移工

蔡崇隆是拍紀錄片的老手,阮金紅也試著拿起攝影機,拍下她見到的世界。她凝視著那些同樣嫁來台灣的越南姊妹,拍了《失婚記》,接著又轉而關照逃跑移工,拍了《再見 可愛陌生人》。

在阮金紅的鏡頭下,移工阿成彈起吉他,唱出自己改編的越南流行歌,歌詞說:「我的故鄉在大海旁邊,我出生的第一個哭聲在海邊。」阿成和阮金紅,都因過海來台,哭了一次又一次。但他們並沒有因此放棄人生,總試著努力從夾縫中掙出點空間。

蔡崇隆出身媒體,從平面跨足影像,不但受過完整的拍片訓練,也擁有深厚的知識基礎,但他知道小學畢業的阮金紅可以做到更不一樣的事。「就像日本紀錄片大師小川紳介,他為了拍農夫,就變成農夫自己種田。」阮金紅學歷不高,但她卻能從最質樸的觀點出發,讓影像從生活中自然而然地發生,「她跟她拍攝的對象站在一起。」蔡崇隆說,認真活過的人,才能拍出生命。

夫妻倆現在買了間房住在嘉義,最近更租了間古厝,想以此為據點,為越南移工、新住民盡點力。

在訪問這天,阮金紅除了哭,其他時候一直笑著。蔡崇隆平時其實很嚴肅的,阮金紅拉著他,走進一片稻田中,拿起手機嘟著嘴自拍,邊對著老公喊:「你是帥哥!」蔡崇隆忍不住也笑了。
 
 
「《再見 可愛陌生人》將角逐桃園電影節臺灣獎 ,更多活動訊息,請關注官網(http://www.taoyuanff.net)或「桃園電影節」facebook粉絲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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