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經濟大好的時期，全球化便成為經濟強國向外拓展的藉口；然而對經濟弱勢國家而言，全球化無異於強權國家的「經濟侵略」。等到經濟步入低迷階段，不但弱勢國家不愛全球化，原本強勢的國家也開始出現「反全球化」的聲音。
其實這個觀點主要是由歐美人士提出的，第三世界的人民反而很少抱怨這種狀況。西方人士真正反對全球化的原因，主要是美國企業大量將業務外包到其他工資較低廉的國家，而這股趨勢自十年前開始益加明顯。
全球化概念雖然在最近才真正流行，不過就像二○年代所喊的「新年代」（New Era）一樣，當時因為新科技的誕生，帶給人們對美國經濟可以無限成長的想像空間；九○年代則因為電腦普及與網際網路發達，也出現了新成長模式，名之為「新經濟」，名詞雖然有些出入，但是基本概念卻無二致。
二○年代泡沫破滅、經濟萎縮之際，眾人開始把矛頭指向國外競爭者。一九三○年，美國國會通過提高關稅法案（Smoot-Hawley Tarrif Act），以扼止舶來品大量輸入美國。該項法案主要是針對農產品，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多數歐洲國家工業敗壞，發展農業便成為積極可行的方向；此舉造成歐洲農產品產量供過於求，並大量輸往美國，對美國本地的農業造成衝擊，因此國會便提高農產品進口關稅。
歐洲不甘示弱，也提高美國進口產品的關稅；在那段期間，全球經濟規模大幅萎縮，因為每個國家都不願意和其他國家進行貿易往來，貿易量自然劇減。這種現象直到一九三四年美國降低關稅才告緩和。
目前的情況也與當時頗為類似，先前有個泡沫，泡沫破滅後，受到衝擊的國家便開始怪東怪西，保護主義逐漸抬頭，反全球化的聲音便高聳入雲。
全球化產了了幾個現象，一是當經濟循環往下走時，大家都在尋找衰退的藉口；但事實上，就只是正常的向下循環而已。另一個是經濟結構的改變，因為經濟總有不效率的地方，當一家工廠關閉，大家立刻看到成百上千的人失業；可是新工廠開張，則是慢慢地聘雇員工，兩者之間會有時間上的落差，這段落差便成為反對者的攻擊點。
儘管全球經濟已見復甦，但是失業狀況並未明顯改善，所以讓全球化議題再度浮上檯面。而更重要的原因，則是美國年底大選將屆，候選人一定要找出貼近選民心聲的話題來談。
民主黨候選人凱瑞除了聚焦在伊拉克戰爭上，再來便是挑定全球化議題。不過這類爭論到最後也只能鎖定在自由化、公平化等重點，要求大家都有同樣的機會，並遵循同樣的遊戲規則，不容許其他國家有不公平的競爭。其中最重要的當然是匯率的公平，布希早就看到這些議題，所以很早就對人民幣施壓。
其次是稅制架構上的公平。政府對某些產業進行補助，等同於對國際同個產業的不公平競爭。美國媒體近來便批評中國給予半導體產業投資優惠，造成不公平的現象。而中國要求所有無線通訊設備，如行動電話、3G（第三代行動電話）、無線傳輸（Wireless）等，都要採用中國制定的規格，且指定使用中國十一家相關廠商的產品，並下單給予生產；同時下單廠商還得將自家產品的原始設計、智財（IP）等交給代工廠。
匯率、稅率與無線規格三者都與中國有關，而中國也是這波搶走美國最多工作機會的國家，無怪乎美國民間對中國的意見特別多。
類似的爭議差不多每四年就要發生一次，因為中國是美國最明顯的競爭對手；而在此所說的「競爭」，不光是經濟貿易，還包括政治及對亞洲的影響力等方面。於是中國也逐漸習慣每隔四年逢美國大選年，候選人總會拿中國開刀，不是人權問題，就是貿易問題。因此這股壓力已不若以往強烈，反正中國也認知，大選結束後，便會回復平靜。
過去曾提過，匯率問題不是那麼容易解決，短期內人民幣不可能浮動；其次，就算中國不開放匯率，市場仍將透過製造成本上揚等方式，降低其出口產品的競爭力。當中國製品的售價與其他地區一樣時，效果就與人民幣升值相當。
至於稅率問題，則與過去台灣的情況沒有兩樣；台灣亦採取稅負優惠的方式扶植資訊產業，特別是資本支出龐大的半導體。這個問題十分複雜，每個國家的稅法不同，對不同產業的優惠及影響也各異。
台灣與中國都對科技業有不同的稅負補助，自然是不公平的競爭。這對國內的不公平可分二方面；一是對其他產業，二是對其他公民。以稅負補助甲產業，那麼乙產業自然受到排擠；對全體公民徵稅，但是卻對補助產業的股東、員工給予稅負優惠，同樣是不公平。
而對國外而言，以全國的稅收補助特定產業，該產業再到國外與其他國家的同業競爭，當然對其他未接受國家補助的同業不公平。不過在實際操作上，這已成為騎虎難下的局面，因為當所有國家都這麼做時，不進行政策補助就難與他國競爭；而一開始做了，便幾乎不可能取消。
當國家給予某產業優厚的補助時，即相對削弱其他產業的競爭力。我們要與該國競爭，就要在其弱項的產業競爭，而不要與其正面交鋒；千萬不要挑戰對手的強項領域，否則不但要投入更多的資源，即使得到成績，也將十分慘烈。
同時我們也要再次提醒，以政策指導產業是最沒效率的事，利用稅法扭曲產業的發展，會讓全球經濟更加沒效率。像中國是最沒有本錢發展半導體的地區，因為中國的資本市場十分落後，法規建設及智財權保護等制度也很差，國際大廠根本不敢下精密產品的訂單給中國半導體廠。但是在中國政府一味堅持下，到頭來中國半導體廠只能製造標準型的低階DRAM（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產品。
至於在無線通訊領域中，擁有市場就握有規格發言權，憑什麼一定要採用現有的大廠規格？這得由市場來決定。至於產業規格，由於美國屬早期進入者，又率先量產，所以順勢主導規格制定也是理所當然，但是他國不見得要買帳。微軟在歐洲屢屢踢到鐵板，中國用強大的市場力量推動自有規格，立場上也都站得住腳。問題在於，美國不習慣使用別人制定的規格，所以一定會抗拒這種情形。
在這波反全球化浪潮中，台灣所受的衝擊有限，因為台灣的製造業多數早已移往中國；即便反全球化人士的目標在中國，也可藉由中國龐大的市場力量抵銷這股壓力。另外，一旦中國執意推出自定的無線通訊規格，由於將是全新的市場，台灣IC設計公司終於可以擺脫歐美先進大廠的授權束縛，將更有機會取得先機。
台灣與中國都對科技業有不同的稅負補助，自然是不公平的競爭。這對國內的不公平可分二方面；一是對其他產業，二是對其他公民。以稅負補助甲產業，那麼乙產業自然受到排擠；對全體公民徵稅，但是卻對補助產業的股東、員工給予稅負優惠，同樣是不公平。
而對國外而言，以全國的稅收補助特定產業，該產業再到國外與其他國家的同業競爭，當然對其他未接受國家補助的同業不公平。不過在實際操作上，這已成為騎虎難下的局面，因為當所有國家都這麼做時，不進行政策補助就難與他國競爭；而一開始做了，便幾乎不可能取消。
當國家給予某產業優厚的補助時，即相對削弱其他產業的競爭力。我們要與該國競爭，就要在其弱項的產業競爭，而不要與其正面交鋒；千萬不要挑戰對手的強項領域，否則不但要投入更多的資源，即使得到成績，也將十分慘烈。
同時我們也要再次提醒，以政策指導產業是最沒效率的事，利用稅法扭曲產業的發展，會讓全球經濟更加沒效率。像中國是最沒有本錢發展半導體的地區，因為中國的資本市場十分落後，法規建設及智財權保護等制度也很差，國際大廠根本不敢下精密產品的訂單給中國半導體廠。但是在中國政府一味堅持下，到頭來中國半導體廠只能製造標準型的低階DRAM（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產品。
至於在無線通訊領域中，擁有市場就握有規格發言權，憑什麼一定要採用現有的大廠規格？這得由市場來決定。至於產業規格，由於美國屬早期進入者，又率先量產，所以順勢主導規格制定也是理所當然，但是他國不見得要買帳。微軟在歐洲屢屢踢到鐵板，中國用強大的市場力量推動自有規格，立場上也都站得住腳。問題在於，美國不習慣使用別人制定的規格，所以一定會抗拒這種情形。
在這波反全球化浪潮中，台灣所受的衝擊有限，因為台灣的製造業多數早已移往中國；即便反全球化人士的目標在中國，也可藉由中國龐大的市場力量抵銷這股壓力。另外，一旦中國執意推出自定的無線通訊規格，由於將是全新的市場，台灣IC設計公司終於可以擺脫歐美先進大廠的授權束縛，將更有機會取得先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