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政壇長期陷入「統獨」與「親美中」的意識形態之爭。
但如果我們撥開情緒的迷霧，用經濟學中最殘酷的「理性選擇理論（Rational Choice Theory）」來審視，會發現這場迷局背後，其實是一場關於階級流動與生存自保的權力遊戲。
我們可以透過幾個關於「精英階層」的歷史與心理提問，來拆解這套邏輯：
階級的興衰：從既得利益到邊緣化
回顧台灣現代史，1970年代以前，外省族群在政治與社會資源上佔據了優勢。這群精英利用手中的資源，將子女送往歐美名校深造。1990年代解嚴後，本土勢力崛起，原先的「天之驕子」在經濟與政治上逐漸感受到被邊緣化的威脅。
對於這群人而言，政治立場的轉向往往不是學術訓練的結果，而是「屁股決定腦袋」。
當他們發現，美國所支持的民主化與本土化正是導致他們失去特權的原因時，轉而「親中反美」便成了一種理性的策略選擇——利用外部強權的槓桿，試圖在內部重新奪回話語權。
另一面鏡子：綠營川粉的現實主義
然而，這種「生存高於價值」的邏輯並非藍營專屬。在綠營的支持者中，我們同樣看到一群無條件支持川普的人。儘管川普的言行多次挑戰民主主權、法治與國際秩序，但這群人選擇無視。
為什麼？因為對他們而言，人權與法治是「奢侈品」，只有能對抗中共的強人才是「必需品」。
這與藍營精英的心理如出一轍：藍營為了維持階級與權力，可以忍受威權；綠營為了國家主權與生存，可以無視法治。雙方都同意「目的可以使手段正當化」。
走出焦慮，找回台灣的戰略定力
面對這種藍綠交織的集體現實主義，台灣的下一步不該是在兩套焦慮中盲目選邊，而是必須找回我們的「價值主體性」。
區分「手段」與「底線」： 現實主義（Realpolitik）在國際政治中不可或缺，但理性選擇不應演變為「喪失底線」。如果我們為了抗衡對手而摧毀了內部的法治與人權，那無異於「為了救村莊而燒毀村莊」。
從「依附強權」轉向「自我強化」： 無論是親中或是盲目崇拜強人，本質上都是一種寄望外部力量來解決內部焦慮的「巨嬰心態」。真正的理性，應該是強化台灣自身的防禦韌性、經濟多樣性以及社會共識。
建立「不被焦慮左右」的公民社會： 台灣人民必須看穿：那些口喊「大義」的人，背後可能只是在計算個人的階級利益或生存安全。
結語：我們不能只有「利益」
如果台灣只剩下「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生存法則，那我們將永遠處於強權角力的陰影下。
我們必須守住那條名為「價值」的防線——那條讓台灣之所以為台灣，而非另一個威權附庸的紅線。
在這個紛擾的時代，最理性的選擇，其實是守住那份不理性的堅持：堅持民主、堅持法治、堅持我們身為自由人的尊嚴。
作者簡介_湯先鈍 Simon H. Tang
Californian State University, Fullerton 與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Long Beach兼任教授；台灣大學法律系學士，PhD of 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