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酒後上路12次，嚴刑峻法也沒用...逾1成累犯罰不怕！杜絕酒駕，戒癮治療為何推不動？

去年6月，一名洪姓男子在高雄市鳳山區闖紅燈被警察攔下，檢測酒精濃度超標，被檢方依公共危險罪起訴。這不是洪男一時糊塗犯法，20多年來，他已經第12次酒駕被逮。

2024年7月，他才剛服完酒駕近1年刑期，沒想到出獄不到1年，又再次酒後上路。檢方評估洪男酗酒問題嚴重，為了避免他再犯，向法院聲請實施「禁戒」，讓他在入獄前接受酒癮戒治。然而，法院認為沒有足夠證據顯示洪男是因酒精成癮而犯罪，最終駁回聲請，只判處「慣犯」洪男1年3個月徒刑。

▲為了達到「酒駕零容忍」目標，政府自2013年以來已多次修法，提高酒駕者刑責。圖為示意圖。（圖／取自台中市政府網站）

扣車、扣照、公布姓名⋯

仍有14％慣犯沒在怕

這樁看似不起眼的案件，正凸顯台灣當前酒駕防制政策漏失的一塊關鍵拼圖──酒精戒癮治療。

為達到「酒駕零容忍」目標，政府自2013年起，多次修正《刑法》公共危險罪、《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等法規，藉由拉高刑責、扣車扣照、公布累犯姓名等，積極嚇阻酒駕。

在訂定嚴刑峻法及警方加強取締下，2019年到2024年間，全國酒駕事故與死傷人數分別減少約2成。此外，檢方偵查終結酒駕案件的被告，5年內再犯的比率也略微下降。然而，整體仍有13.8％的酒駕犯，抱著僥倖心態，酒後上路被逮兩次以上。

儘管洪男是有12次黑歷史的酒駕慣犯，但由於沒造成事故死傷，近兩次酒駕僅分別被判處1年、1年3個月徒刑，嚇阻效果有限。如果沒有輔以酒癮治療斷根，出獄後他仍可能再犯，繼續成為道安未爆彈。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院長黃名琪說明，酒癮在醫學上被稱為「酒精使用障礙症」，是一種會不斷復發的腦部疾病。當患者無法自我控制，光靠嚴刑峻法沒用，仍需要醫療介入，才能從根本改善重複酒駕的問題。

酒精使用障礙症患者

重複酒駕機率高5倍

多年來致力推動成癮治療的她，為了證明戒癮能夠「預防再犯」，曾自告奮勇到台北地檢署進行酒駕衛教，發放匿名問卷給被告填答。從回收的6百份有效問卷中，她發現，「酒精使用障礙症患者，重複酒駕的風險，比一般人高出5倍！」

如果「酒精使用障礙」是酒駕再犯的重要風險因子，要達到「酒駕零容忍」，勢必要更積極推動戒癮治療。

事實上，行政院也意識到這個問題。近年法務部與衛福部合作推動「緩起訴附命戒癮治療」，由各縣市地檢署與當地醫療機構合作，在偵辦酒駕案件時，請被告填寫簡易量表，若評估被告可能有酒癮，檢方會審酌情節、再犯次數等，給予「緩起訴」處分，附帶命令被告接受戒酒治療，以治療代替刑罰，訴求徹底斷根。

黃名琪分享，她曾遇過一個病患因公司營運虧損、家庭關係不睦，成天借酒澆愁，戒酒門診也愛來不來。直到有次酒駕被抓，透過司法轉介回到診間，開始認真戒酒，幾個月後，事業跟家庭狀況都大幅改善，可見透過司法推動戒癮治療，確實能改變酒癮患者的人生、預防再犯。

但對照實際數字，近年緩起訴附命戒癮治療案件卻不增反減，從2022年的377件，驟降到2025年的169件。過去3年，檢方偵結的酒駕案量只減少約3成，當中被施以緩起訴附命戒癮治療的案件卻下降逾5成。

為何這項看似能「治本」的防制工具，無法有效發揮作用？

曾積極推廣酒癮戒治的台北地檢署檢察官林達直言，制度設計的矛盾，讓這項工具難以全面推展。

「酒駕行為分成兩個部分，一個是喝酒，一個是開車。我們要罰的不是『喝酒』的行為，而是『喝酒後開車』。」林達分析，「當檢方送被告去戒癮治療，解決的是他喝酒的問題，但司法的目的，其實應該是要透過懲罰，讓他不要再喝酒開車。」

他進一步說明，以往檢方發現被告酒駕第二次以上，經常會命令對方接受緩起訴戒癮治療，但這形成邏輯矛盾，「如果被告是累犯，照理說應該判得更重，現在反而因為要讓他接受戒癮治療，給予他緩起訴，這與司法目的背道而馳。」

「罪刑不相當」，是林達與許多檢察官不願讓酒駕犯緩起訴換治療的主要原因；但其實檢方的顧慮，可以從現行法規中找到解方。

根據《刑法》第八十九條，當被告因為酗酒成癮、有再犯之虞，可以由法院在執行刑之前，命令被告實施「禁戒」，也就是先入院接受戒酒治療再服刑。

然而，翻開近4年統計，每年因為酒駕被施以禁戒的案件數，平均只有5件，相較於每年酒駕判決確定有罪人數多達2至3萬人，這個數字不到0.1％。

有法可用卻難落地

「禁戒」制度形同具文

「禁戒在現實上幾乎不可用。」林達說明，目前落實禁戒處分存在兩大障礙，除了法規實質內容不明，地檢署預算也不足以因應，「當法院裁定被告實施禁戒，是要把他送進醫院？或安置機構？住院治療的經費哪裡來？」現行的《刑法》或《保安處分執行法》，都沒有明確規範，造成檢方執行上的困難。

他舉例，過去北檢曾經將一個酒駕被告送進療養院施以禁戒一年，事後院方向地檢署請款，金額高達上百萬元。由於禁戒屬於強制治療行為，政府理應支付相關費用，但地檢署業務費不足，執行量能極有限。

事實上，高檢署從2021年起，每年編列一筆「酒癮刑事犯強制診療經費」，約3百萬到6百萬元，地檢署執行禁戒後，可向高檢署核銷。但過去5年來，這筆經費執行率平均不到5成，審計部也在2022年決算報告中，要求法務部與高檢署改進。

當時，高檢署回覆審計部，將會就禁戒執行方式、完成治療認定標準等，訂定「酒駕戒癮治療作業指引」。但時隔三年多，當本刊追問進度，高檢署卻表示，由於各地檢署執行禁戒狀況順暢，至今尚未公布指引。

諷刺的是，審計部要求後，隔年這筆經費執行率更降至25％，禁戒的裁定件數也僅4至5件。高檢署的回應，不但未正視審計部的改善意見，也沒回應第一線檢察官的執法困境。

再回到洪男的判決，當時檢方起訴時，曾經因為被告多次累犯，建議法院施以禁戒，卻因為無法證明被告因為酗酒而犯罪，最終被法院駁回，也凸顯檢方在「聲請禁戒」的程序仍有精進空間。

舉例來說，2025年一共有10起酒駕判決曾涉及施以禁戒的討論，最終僅5件被裁准。十件當中，有4件由檢方聲請，卻有3件因為沒有證據顯示被告有酒癮，遭法官駁回；唯一被裁准的案件，就是透過醫學鑑定，向法院證明被告有戒癮治療需求。

這樣的結果，讓醫療端備感無奈。黃名琪感嘆，「要醫院開一張鑑定、證明被告有酒癮很簡單，幾分鐘就能完成。」但過去檢方從來不曾為了聲請禁戒，請她開立相關診斷證明。

從歷來判決不難發現，如果檢察單位能投注更多經費，明確訂出指引，讓第一線檢察官更積極證明被告患有酒癮，就有更多機會說服法官施以禁戒，透過司法預防這些危險駕駛再犯。

儘管近年酒駕防制初見成效，每年仍有超過1百人死於酒駕事故。在「酒駕零容忍」的目標下，政府不該忽視戒癮治療的重要性，除了給足戒癮經費，法務部與高檢署也應盡速訂定禁戒指引，避免讓戒癮推動陷入停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