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總理不回中國祭祖，駐星代表童振源：祖籍不能成為國家認同，是對主權的高度維護

新加坡的生存邏輯：從「落葉歸根」到「落地生根」

自1965年獨立以來，新加坡作為移民社會構成的多種族國家，長期投入大量政治資本建構國族認同與種族和諧。在東南亞複雜的地緣政治環境中，新加坡逐步確立一項核心生存邏輯：打造一種超越血緣、族群與原鄉情感的「新加坡人」身分。

為避免被強權或鄰國視為中國的附庸，新加坡領導人主動引導華人社會，由早期「落葉歸根」的情感依附，轉向對本國的政治效忠與「落地生根」的身分認同。李顯龍總理於2022年國慶群眾大會指出：「新加坡的華族不再是落葉歸根，而是落地生根。」這不僅是文化轉向，更是政治定位的再確認——新加坡人的根，最終必須長在新加坡。

若新加坡高層政要頻繁返回中國祭祖，勢必釋放錯誤訊號，暗示對原鄉仍存情感依附，甚至可能被外界解讀為潛在的政治傾向或政策偏好。這不僅可能引發新加坡的馬來裔與印度裔社群的疑慮，也可能侵蝕長期累積的多元族群信任基礎。

李氏家族的政治示範：總理代表國家、非宗族

在祖籍地議題上，建國總理李光耀與前總理李顯龍所建立的，不只是個人選擇，而是一種制度化的政治示範。李光耀為廣東梅州大埔縣第四代移民後裔，李顯龍則為第五代華人。

李光耀一生出訪頻繁，中國亦是其重要外交對象之一，但他始終未曾返回祖籍地參訪或祭祖。這並非血緣或文化上的疏離，而是出於對政治象徵的高度敏感——任何象徵性的「回鄉」，都可能被納入更大的中華民族敘事之中，進而模糊新加坡作為主權國家的定位。

2014年，中國地方政府斥資三千萬人民幣打造「李光耀祖居景區」，新加坡政府選擇沉默、不予承認。這種沉默本身，就是一種清晰而克制的政治訊號。

李顯龍延續此一原則。其任內多次訪華，與中國高層建立穩定互信，但行程始終侷限於政府間合作框架，例如中新蘇州工業園區與天津生態城等具體項目，未曾返回祖籍地參訪或祭祖。這種做法明確傳達：新加坡總理代表的是國家整體，而非任何血緣或宗族共同體。

文化抗衡：連結而不依附

除了對政要個人行為的節制，新加坡在文化政策上亦展現高度戰略設計。隨著中國政經實力崛起，其對海外華人的文化連結與影響力操作日益積極。新加坡社會清楚意識到，一旦血緣與文化認同被轉化為政治忠誠，將可能影響國家決策的自主性。

2017至2018年間，在中國於新加坡設立大型中國文化中心後，新加坡隨即投入約1.1億新幣，在金融區核心設立「新加坡華族文化中心」。其戰略意涵十分明確：對內凝聚、對外宣示——新加坡華族文化並不等同於中國文化。

黃循財的挑戰：在放大時代中的節制

相較於前幾代領導人，黃循財所面對的環境更為複雜。作為第二代海南移民後裔，其祖籍連結更為直接，也更容易被外部敘事放大與操作。

2024年其接任總理前夕，海南文昌宗親組織曾高調慶祝，稱其為「海南的驕傲」，相關內容亦在中國社群媒體廣泛流傳，試圖將其納入「中華兒女」的敘事框架。

在此背景下，黃循財於2026年博鰲之行不回去祭祖，釋放出清晰的政策訊號：在經濟合作上積極推進，在血緣宗親連結上嚴守界線。

吳作棟的例外：以祖源說明新加坡

新加坡政要並非完全不接觸祖籍地。2009年，卸任總理、時任國務資政吳作棟曾造訪福建永春祖居地，成為一個具有政策意涵的例外。

這次行程並非單純尋根祭祖，而是置於當時國內「新移民」辯論的背景下。面對本地社會對中國新移民的排斥情緒，吳作棟透過回到簡樸祖屋，傳遞一項訊息：新加坡本質上就是一個移民社會，多數人都是移民的後代。

他藉由回顧家族遷徙的艱辛與平凡出身，提醒國人，許多新加坡人的根可追溯至中國、印度、馬來西亞或其他周邊地區。理解這一點，有助於建立對新移民更開放的態度。

然而，他同時清楚劃定政治底線：即使擁有1304年的悠久族譜，並對五千年中華文明感到自豪，但「新加坡是一個主權國家、一個新興國家，我們必須發展出新加坡的國家認同，而這種認同應該融合中國、印度、馬來西亞等多元元素。」換言之，這不是一趟「回歸原鄉」，而是一場「詮釋新加坡」的政治溝通。

祖籍可以被記憶，但不能成為政治座標

新加坡政要「不回鄉祭祖」的選擇，本質上是對國家主權的高度維護。祖籍可以被記憶，但不能成為政治座標；文化可以被珍視，但不能取代國家認同。

因此，「落地生根」不僅是一句口號，而是一項經過歷史淬鍊、長期實踐與反覆校準的政治工程。它的核心不在於切斷過去，而在於確保未來的忠誠方向清晰而唯一——可以記得你從哪裡來，但必須清楚你屬於哪裡。

作者簡介_童振源
中華民國國際政治經濟學學者，現任駐新加坡代表，曾任僑委會委員長、駐泰國代表、國安會諮委、行政院發言人、行政院陸委會副主委、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政大預測市場研究中心主任、遠景基金會中國經濟分析計畫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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