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兒科有很多感染性疾病，我在台大醫院受訓時就接觸到很多感染性疾病，算是最粗淺的啟蒙。
當時觀念和技術都還很有限，我常開玩笑對學生說：等檢驗報告，還不如我憑經驗猜的更準。直到微生物專家楊定一來到馬偕醫院，打破了我的自信，他憑一人之力帶動了馬偕感染科的進步，雖然我們成了莫逆之交，但始終不知道他離開美國後為何選擇了馬偕醫院，可我至今還很感謝他的選擇。
印象很深的是，我們新生兒加護病房突然連續發生綠膿桿菌引發的敗血症，當時還沒有感染管制委員會，為了找出問題，就請檢驗科幫忙來採檢，最後才確認是氧氣經過水瓶的管道發生水污染，我們事後將報告發表在台灣小兒科醫學會雜誌，當年連「院內感染」這個概念都還不清楚（順帶提一個小故事：當時討論成立學會，曾想用「院內感染」為名，我想如果用這個名字以後可能賠不完，後來改用「感染管制」。）
當時美國已有制度化推動感染管制工作，衛生署也開始重視，1984年邀請日裔美籍醫師Dr. Nakashima擔任顧問，邀集多位感染科醫師及流行病學專家成立醫院感染控制計劃，訓練感染管制護理師、醫師、及醫檢師。當時Dr. Nakashima也在馬偕醫院指導相關工作，我們隨即成立感染管制委員會，我擔任主席。不過前2年我只是掛名，靈魂人物是執行秘書邱世昌醫師，他付出很多心力，壓縮了看病人的時間，又是件吃力不討好的工作，所以我也特別請醫院提供補貼。坦白說，感染管制做得好，不只病人受惠，對醫院營運也有好處，但早期醫院未必了解；那時榮總最早投入，主要是有鄭德齡教授主導，所以由上而下的推動力量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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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開始護理師最常抱怨「我的手都快洗爛了」，但感染管制就是不能放過細節，每位醫護同仁都要受訓，知道手該怎麼洗、防護衣怎麼穿脫，這不只為病人，也為保護醫護人員。
現在想起因SARS折損的醫護人員還是很心痛，也有很多感動。
在和平封院、台大關急診、眾人恐慌的時刻，三總院長陳宏一允諾騰出國軍松山醫院成為專責醫院；謝博生教授來找我，說有必要召募一群志願者；我們曾擔心沒人響應，結果卻遠遠超出預期，記者會隔天便湧入上百人報名，顏慕庸第一個報名，在動線規畫上提供很專業的意見；還有北榮感染科護理長李文貞，以及更多我記不住名字的勇敢醫護，特別是護理師們，有人甚至是瞞著家人偷偷來報到，他們是無名的抗煞英雄。
總算專責醫院順利運作，我那時也算是帶病上陣，自知身體健康有狀況，拖到SARS結束才去就診確認是重大疾病。至今還記得那時天天晚上開會到11點多，自己一人回家路上不見人車的蕭索景像。有眾人努力，也感謝上帝，專責醫院成立約3、4個月後，SARS就消失了。而累積的經驗教訓，讓我們這次應對新冠的表現更平穩，但持續3年之久，是超乎想像，也要感謝堅守崗位的每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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