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察官認為以「詐欺罪」定李慶安罪的可能性較高，因而用「詐欺罪」起訴她。但二審法官卻判決李慶安無罪！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又是什麼樣的法律「巧門」幫她獲得無罪判決？
前台北市議員、前立法委員李慶安「無罪」事件，引起全國一片譁然。或許有人批評又是「恐龍法官」的傑作，但真正問題只出在恐龍法官身上嗎？仔細檢視整個司法制度，其實存在諸多可讓李慶安脫罪的巧門，就讓本文逐一細說分明。
巧用公務員身分 有利答辯
眾所周知，李慶安曾在台北市議員任內（一九九四～九八年）質詢前副市長陳師孟的「雙重國籍」，最後陳師孟請辭下台。而她自九一年以後即具雙重國籍，也很清楚雙重國籍人士不能擔任公職人員，竟隱匿自己雙重國籍事實，擔任公職人員並支領公費，涉嫌觸犯「貪汙罪」或「詐欺罪」。但經司法審理、一陣攻防之後，李慶安「無罪」！一連串疑問也就應運而生。
負責偵查的檢察官，認為李慶安並不具有公務員身分，僅以普通「詐欺罪」起訴李慶安。但厲害的就是李慶安在高等法院審理時，宣稱自己具有公務員身分，這下可就把檢察官原本所起訴的普通「詐欺罪」，巧妙轉換成公務員利用職務詐取財物的「貪汙罪」了。
照理說，「貪汙罪」比較重，「詐欺罪」比較輕，為什麼李慶安願意冒著被判「貪汙罪」的風險，宣稱自己具有公務員身分呢？這就要看「貪汙罪」還是「詐欺罪」對李慶安較有利了。畢竟李慶安是留美傳播碩士，肯定不是太笨，當然不會陷自己於不利的境地。
果然，高院判決李慶安無罪的原因，就是認為她當民代任公職時曾宣誓恪遵《憲法》，效忠國家，「如違誓言，願受最嚴厲之制裁」。但依照她任職期間尚未修正的《國籍法》、《選罷法》等規定，並沒有告知雙重國籍的義務。
反而是相關主管機關未盡確實詢問、查證的職責。既然她是依法宣誓就職，至今都不曾被行政院或立法院公告解除公職，依法受領的薪資不是詐欺所得，判她無罪。
「『一事不再理』為《刑事訴訟法》上一大原則，蓋對同一被告之一個犯罪事實，只有一個刑罰權，不容重複裁判」，這是最高法院一九六六年臺非字第一七六號的判例。「一事不再理」原則在訴訟制度上絕對合理，但在實際運用上可就大有學問了。在李慶安這個案子，就看到很完美的運用。
從學理上來說，「犯罪事實」與法律上的「犯罪構成要件」相比對，若符合「犯罪構成要件」，在外觀上就構成犯罪了。
當李慶安的犯罪事實經過比對，可能符合「貪汙罪」，也可能符合「詐欺罪」，兩罪構成要件相同，差別只在是否具備「公務員」身分，這時法官或檢察官就得要比較一下，李慶安的犯罪事實到底是成立「貪汙罪」的可能性高？還是成立「詐欺罪」的可能性高？
巧用一事不再理 避開再審
就本案情形，法官採信李慶安具公務員身分，審判長曾就李慶安是否涉貪汙罪嫌，諭知由檢方、律師雙方辯論，朝「貪汙罪」方向審理李慶安，乍看之下似乎合情合理，但這推論只有在「有罪」判決時才能成立；如果是無罪判決，那成立「貪汙罪」的可能性是「零」，「詐欺罪」成立的可能性相對較高。
法官基於同一基本社會事實，固然可以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條規定，就檢察官所起訴的犯罪事實，變更檢察官所引應適用之法條而為審判。可是在二審時，公訴檢察官並未要求變更起訴法條，法官卻判決李慶安無罪，並認為得上訴第三審。在「詐欺罪」二審定讞不得上訴的遊戲規則下，高院顯然期待本案朝「貪汙罪」方向再審理，但「貪汙罪」成罪比「詐欺罪」難。
這其中的奧妙，就在於公訴檢察官並未要求變更起訴法條，且未依職權擴張起訴事實，仍堅持以「詐欺罪」起訴李慶安，二審法院在判決李慶安無罪後，造成檢察官不能就「詐欺罪」上訴。因為李慶安的犯罪事實經法院「無罪」判決確定後，法院就同一個犯罪事實不能再重複裁判，「一事不再理」原則就讓她躲過較易成罪的「詐欺罪」刑責。
審判長李英勇法官聲稱全案能否上訴，不應拘泥於起訴法條，並稱將於判決書上加註「檢察官得上訴」等文字。但檢察官能否提出第三審上訴，取決於最高法院見解，並非高等法院法官在判決書上加註，就可左右最高法院的看法。
李慶安隱瞞雙重國籍，領走納稅人一億多元，卻被判「無罪」，舉國譁然。而且她的父親李煥，擔任過教育部長、行政院長，是國民黨黨國大老；大哥李慶中曾任環保署副署長，被爆料參加甲等特考舞弊，最後自己請辭；二哥李慶華是現任國民黨立委，之前是親民黨立委；姊姊李慶珠曾任僑委會處長，也被爆參加甲等特考論文抄襲，遭考試院撤銷甲考資格而請辭。
李慶安雙重國籍是事實，她支領市議會、立法院公費也是事實，但這樣的事實卻無罪？相信你我心中自有一把尺。
誠如一位資深法官對媒體所說：「無罪不代表無辜，這份判決不代表她是清白的。」但就在檢察官及法官微妙攻防下，李慶安在司法天平前「無罪」了！若再濫用「一事不再理」原則，司法恐怕不只是恐龍法官的問題，而是創造新世紀侏羅紀公園了。
▲點擊圖片放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