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應事先警告投資人，股市重挫政府沒有支撐的義務與企圖，種種拯救股市措施，對其他納稅人是一種不公平。
哈佛大學教授Jeffrey Frankel最近表示，在戰爭中，沒有無神論者；在金融危機中，沒有自由派論者。意思是說戰爭時士兵們都成了虔誠信徒；而金融市場發生危機時，即使是自由市場派論者，也認為政府該出面干預挽救。
一九八○年代初期的美國雷根政府就是個好例子。八二年爆發國際債務危機，起初雷根政府還堅守不干預原則，但隨後卻參與由ＩＭＦ（國際貨幣基金）主導的援救拉丁美洲債務國計畫。
布希原先也主張減少政府干預市場，但現今自由市場卻要政府為「二房」擦屁股——這兩家公司屬私人機構，其業務為擔保房貸，並將房貸證券化。
在當今金融領域，「二房」是石器時代產物。他們以獲利為導向，但卻是「政府贊助企業」（government-sponsored enterprise），由國家成立，主要任務是透過買賣房貸來提升住宅自有率。
房利美原為政府機構，一九六八年民營化，只是為了「會計」作帳需求；當時的副總統Lyndon Johnson擔心越戰經費受到聯邦預算的限制，便將房利美民營化，以使其負債從政府債務中移除。不過美國政府仍要對其債務負責，這可從近期的危機中看出。
將「二房」轉變成奇怪的混合體，或許能美化帳面，但長期很容易讓企業成長過大過速。大家都假設政府會承擔「二房」債務，利用借貸成本較同業低的特性，快速增加房貸的買進數量。
假若「二房」只是一般私人企業，自然會受到市場的檢驗；公司負債愈高，風險隨之升高，投資人較不願持有其債券，借貸利息就高。反之，若「二房」是政府機關，則預算法規將會約束他們放款的範圍。但由於市場或政府單位都未能合理監督他們的發展，導致今天過度擴張的局面。
今天美國的處境，是體制不明的結果，且政府在出手干預時，也沒有腦袋清楚的觀察家出面批評。官員得面對如何妥善拿捏在短期內解決金融危機，與造成長期的道德危機之間的問題。
美國已為問題銀行找到大致正確的答案：當銀行陷入嚴重危機時，小額存款人會受到保障，但超過十萬美元的存款大戶就得自求多福了。而面對下一個貝爾斯登或房利美等非銀行業者，要如何設計救援制度，應是當務之急。
台灣對相關問題也應有一套準則，政府在何種情況下，何時、如何介入處理，何時退場，都宜事前清楚告知。
其次，政府亦應事先警告投資人，股市重挫時，政府沒有支撐的義務與企圖；種種拯救股市措施，對保守或較窮的納稅人是一種不公平。因為他們要分擔有錢人及投機者的損失，而這些投機者在股市中的獲利，卻是免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