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過去高度依賴中國市場的手機晶片龍頭,到如今一舉自美國大廠博通手中奪下Google TPU大單,市值單月暴增兩兆元,聯發科的戰場,已從邊緣AI殺入雲端AI的核心,也完成自我蛻變與轉型。
如今看來,當初放棄GPU殊為可惜,但鮮為人知的是,2014年時尚未登上AI霸主的輝達(NVIDIA),也陷入手機晶片Tegra失利的低潮,蔡明介曾獨具慧眼看中輝達,並提出併購;然而,因執行長黃仁勳堅持合併必須由他出任執行長等條件,最終併購未能成局。
業界人士指出,蔡明介非常重視PDCA(計畫、執行、檢討、改善)與自我反省,「面對這些決定,老蔡(蔡明介)選擇由自己概括承受,並且常常捫心自問,這是不是對的決定?」
為了補己之不足,在思索公司轉型議題上,蔡明介找到「對的人」來重塑企業DNA。
一是聘請了從台積電退休的資深副總經理金聯舫擔任顧問。他為聯發科帶來了台積電的「價值銷售」觀念,教導團隊如何將技術賣出好價格,並透過大量密集的工作坊,建立了跨部門的「Playbook(戰術板)」制度,補齊過去只偏重技術而缺少行銷的拼圖。
另一位關鍵人物,則是2017年延攬的蔡力行。
蔡力行加入後,與蔡明介宛如雙劍合璧,為聯發科轉型畫出明確路徑。他的到來,不僅落實蔡明介集中資源發展5G手機晶片的策略,更重要的是做出砍掉交換器事業後,轉而耕耘ASIC市場的決策,奠定打入AI市場的基石。
當時雖然砍掉交換器事業,但蔡力行明智地留下高速傳輸SerDes(序列/解序列器)技術團隊,才得以順利爭取到思科交換器晶片ASIC的生意;又因為有這個技術,聯發科才能與Google展開第一次接觸。一位前員工便說,「聯發科想做雲端業者的生意,全集團只有我們懂 (指交換器事業部)。」
而且,聯發科的交換器業務一開始是由台灣團隊負責類比SerDes設計,美國團隊負責架構設計,兩頭分工。2015年,聯發科延攬來自博通的埃及裔美籍主管Tamer Ali,在他率領下,聯發科後續才開發112、224G的數位 SerDes,成為甩開競爭者的關鍵。
一位資深同業分析,「聯發科有SerDes的基礎,對ASIC事業非常重要。」如果把晶片資料的高速傳輸比喻為高速公路,最底層的SerDes是負責高速收發資料的轉換引擎,「要做雲端客戶客製化服務,就必須要懂SerDes,才有辦法因應需求做改變,得聽懂他們的話!」
確立了ASIC業務方向的同時,聯發科集中資源發展5G手機晶片的策略也逐漸奏效,開始反超高通,並如願打入旗艦機市場。

進入2020年後,聯發科開始意識到不宜太依賴中國市場,畢竟手機、電視等消費性產品的成長性趨於平緩,而且中國IC設計同業挾著政府的補助崛起,聯發科面臨的,是中國刻意扶植自家晶片公司的不公平競爭。
此時,蔡力行力主聯發科必須擁抱美國市場,並提出「Big 7」(七大科技巨頭)計畫,試圖將原本過度集中於中國市場的客戶結構,轉向全球。
其實,在蔡力行之前,聯發科就曾朝思暮想著進軍美國,只是久攻不下,一位內部人士表示,「長久以來,我們真正的美國重量級客戶就只有一家亞馬遜(Amazon)的智慧音箱及電子書平板。」
聯發科久攻而不得的市場,在蔡力行加入後出現明顯轉變,「過去聯發科是一家相當本土化的公司,而蔡力行國際經驗豐富,很會跟老外打交道,對美國市場也比較有興趣。」一位熟悉聯發科集團運作的業者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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