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的政策迷航，台灣高等教育早病了很久。隨著少子化海嘯步步進逼，大學的招生壓力、財務困局與評鑑同質化「三高」慢性病，更已不能再忽視……。
「部長、部長！」
去年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中場休息時間，教育部長鄭英耀過去也出身大學，與許多校長交情深、關係熟，他突然聽到背後這聲用台語親切的問候。
他轉頭看，是一位認識許久的校長。校長接著說：「部長，到底大學要做什麼？直接告訴我們，我們該怎麼做？我們就配合來做。」
面對那位大學校長的困惑，鄭英耀沒迴避，想了想就直言：「你們一直以來最擔心的不就是，教育部管太多，台灣只剩一間『教育部大學』嗎？」鄭英耀又正色說，「我們鼓勵各大學發展特色，你跟團隊自己要去思考！」
眼前的鄭英耀想到這件事，搖動滿頭華髮，嘆道：「有多少學校真正去認真思考，到底未來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我要怎麼走？」
大學自治30年 黃榮村嘆高教一團亂
鄭英耀話說得一點也不錯，台灣的大學自治喊了三十年，高教體系卻是慢性病纏身，明知方向卻力有未逮，原地踏步。
曾擔任教育部部長的前考試院院長黃榮村，也把迷惘的結構看得清楚，他瞇起了眼緩緩說出，「高教現在一團亂，各種類型學校，想卓越、想退場、想轉型，都應該要有路可走。但……，走不下去，就像現在這樣遍體鱗傷。」
少子化不是新鮮事，教育部去年上架的「一一四年版各教育階段學生數預測報告」中，呈現的下墜曲線很嚇人。預估一一七學年（二○二八年），台灣大專校院一年級新生人數，將從過去的二十五萬人，「斷崖式」下滑至約十七．三萬人。撇開一一九學年龍年出生率尚可，那年之後，每年的下跌數甚至近萬人。
台灣一共有一四九間大專院校，少子化已是無法迴避的命運背景音。
而那位校長的困惑，對照黃榮村口中的「一團亂」，再回頭看高教的演變，從一九九四年大修《大學法》，確立「大學自治」原則、一九九六年教改會提出充滿理念的《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三十年過去，高教竟長成一個身患慢性疾病的虛胖頹漢。
《今周刊》對全台大專院校校長進行了一場獨家調查，從問卷結果中就看出，高教罹患「高招生壓力」、「高財務困局」和「學術KPI高度同質化」的三高重症，早無聲滲入高教膏肓。
翻開調查，首先，面對少子化衝擊，在填答問卷的八十九位公私立學校校長中，已有超過五五％認為少子化衝擊已對招生造成影響，其中，八十九所大學中更有約十九％大專院校校長認為，「目前生源已嚴重不足。」
學術KPI同質化 成了最惡病症
再進一步交叉分析，「生源嚴重不足」的學校，集中在「私立技職校院」，它們已成少子化浪潮撲岸的海嘯第一排。
而且，調查也顯示了「生源不足」的後果，超過八成大專院校，目前都鼓勵教師參與招生，甚至超過兩成學校，在「教師評鑑」中，直接設定加減分機制，將招生壓力轉嫁至基層教師的評鑑與考核之中。
超過九成大學，都承認台灣目前大學數量過高，而生源少，直接衝擊學雜費收入，尤其是營運成本增加，學雜費調漲的速度卻如龜速。問卷結果顯示，超過九六％校長，都認為應調整學雜費政策，其中多數認為政府也應規畫顧及弱勢的配套措施。
一位校長更直言：「政府應透過精進校務經營計畫等模式，增加學校資金運用彈性，補助大學營運成本，讓各大學財務更有彈性，學校才能無慮地投入長期規畫。」
至於，「學術KPI高度同質化」則是積習最久、藏得最深的病症。雖然台灣一四九所大專院校，各有各自的美麗與哀愁，但從二○○○年初開始，台灣大專院校評估教師研究能力的標準，幾乎已經走向齊一化。
「發表論文數量、國際期刊指標、 國內期刊指標及是否參與國科會研究計畫」成為學界長期依賴的霸王性標準。近九成學校，認為這些指標是評估教師升等、評價學術能力的主要或重要依據。即使一些強調實作、教學、培育實務人才的大學，也將這些指標當作核心標準。
校長們認為，即便國家已經開放教學、社會實踐等多元標準，但在大學端，「教師普遍仍以論文為主要投入」，「評審委員也比較偏好學術成果」，近八成學校更明確指出，導致各校評鑑標準齊一化的最主要原因，是因「國家資源（如深耕計畫、國科會補助）的分配，實質上仍高度看重論文與研究指標。」
論文如「切香腸」衝量 忽略社會貢獻
當學術標準完全跟「量化指標」和「國家計畫」綁死，就像中研院院長廖俊智的感慨：「如果研究者，只重表面不重實質，重形式不重社會貢獻，為了達到『量』，有一點東西，就像『切香腸』那樣發表論文。」這些論文，就可能只是「形式主義」、「虛浮的統計數字」，最後學術與教學、產業，或社會貢獻之間，裂痕愈來愈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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