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裁新興國家擔心經濟改革而導致垮台，轉而推出擴張的財政政策，短期內經濟成長快速，但也製造自身的泡沫化。
在外交領域上，道德與謀略間的拉鋸，既敏感又令人難堪，當前美國在埃及的處境便是如此。
近幾十年來，埃及總統穆巴拉克（Mubarak）之所以膽敢抗拒來自美國的改革壓力，憑藉的正是他和美國都認為，只有穆氏才能使埃及成為對抗神權政治、反西方、反伊斯蘭的堡壘。
如今，要求民主的聲浪浮現，美國政府是否要放棄這位支持多年的盟友，立場顯得尷尬無比。畢竟，民主是美國的政治信仰，一旦背棄信仰，將會面臨不可預知的後果。
埃及一直是阿拉伯世界的文化和政治中心，當年埃及與以色列簽署和平條約後，帶動阿拉伯國家起而效尤，為中東地區帶來短暫的和平。然而，今天埃及的示威抗議所帶來的影響，也席捲了阿拉伯世界。
一九七○年代，在南歐軍政府垮台之後，出現了骨牌效應，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臘相繼成為民主國家；類似情況也發生在一九八○年代的拉丁美洲。或許，現在輪到中東地區了。
北非在短時間內爆發二次政治示威抗議，前次是領土較小的鄰國突尼西亞，這次則是大國埃及，顯見，政治示威活動與轉型民主間的重要關聯。
分析每一個政治轉型的案例，可發現都是在區域經濟起飛之後。新興國家在經濟大幅成長下，成為全球成長的基石，中東人口眾多，再加上因石油而相對富裕，可望更進一步提供全球經濟復甦的動能。
儘管埃及總統靠著警察的酷刑和鎮壓鞏固權力，但在其領導下，經濟改革和現代化也確實提高了埃及民眾所得與經濟成長，不過，這也提供了反獨裁政權的養分。一個是資訊經濟的擴張及網路化，就好像當年有線電視促成東歐革命，終止獨裁政權一樣；其次，擁有教育和資訊管道的族群，拉大了與其他人的貧富差距。
諷刺的是，從中東和全球許多獨裁政權的經驗來看，擔心因為經濟改革而危及本身的利益，是這些國家過去十年來經濟改革的最大阻礙。
這些政府將施政重點放在就業成長，而非財政和貨幣改革上；積極縮小貧富差距，而非整體的經濟成長。換言之，在獨裁新興國家中，包括中國、俄羅斯和中東，將會推出更多以鄰為壑的貨幣貶值和擴張政策。
在歐洲，德國和法國也在相同的議題上爭論不已，差別在於，歐洲大陸唯一經濟穩定的德國，要求確實執行歐元的規定機制，限制各國財政支出的上限，而這正是歐豬五國的罩門。
不過在歐洲採取緊縮政策之際，新興市場卻轉向擴張的財政政策，其經濟成長也將大幅超越其他市場──至少短期之內會如此，但這也同時製造新興市場自身的泡沫。
然而泡沫終究會破滅的，就像一九八○年代的亞洲、二○○八年的美國，以及去年的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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