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輝達(NVIDIA)董事會於2026年11月8日宣布,因黃仁勳遭外國情報活動鎖定的相關報導,啟動獨立調查,由獨立董事及外部律師主導。11月12日,輝達進一步宣布黃仁勳辭去執行長及董事職務。 這起事件涉及私人行為、主管部屬關係、企業利益衝突與國家安全疑慮,但輝達董事會啟動調查,不代表黃仁勳確實有違法行為。 如果同樣事件發生在台灣高科技上市公司,而且當事人是集董事長、總經理及創辦人於一身的企業領導者,HR敢不敢調查?又應該如何調查?董事會能否保持獨立?公司又應如何處理?
輝達執行長婚外情一傳出就震撼全球,各界關注焦點都放在AI供應鏈產業的影響,不過我倒是想從勞動法遵角度來看這件事。 假設這個事件發生在台灣的科技業上市公司,會衍生哪些勞動法遵風險。 我先說結論:主管與下屬發生婚外情,若雙方存在直接或間接的指揮監督關係,這段私人關係就可能演變成公司的勞動法遵、公司治理及董事會監督問題。
「這位員工績效一直不好,我已經忍很久了,可以請人資直接辦理資遣嗎?」 這是企業人資主管經常面對各單位主管丟出的難題。 但我想提醒各位主管:主管認為員工不適任,與法律認定員工不能勝任工作,是兩件不同的事。
萬聖節快到了!某公司員工興致勃勃地詢問人資長:「今年萬聖節,公司要舉辦什麼活動?」 人資長幽默地回答:「今年預算有限,我們來點不一樣的!萬聖節當天,請所有同仁都不要化妝,全部素顏上班!」 現場可能哄堂大笑,但這句看似無傷大雅的玩笑,卻隱藏著值得企業主管注意的法律問題。
當AI公司開始準備拿出數百億美元,協助因AI失業的勞工,企業人資主管應該意識到:AI造成的失業,已經不是科幻電影的寓言,而是即將發生在企業組織內的勞動法問題,甚至有引起勞資爭議的隱患。
「我是主管,難道連員工都不能管嗎?」 最近談到「職場霸凌」議題,我最常聽到主管提出這個抱怨。 我的回答總是:當然不是。
「如果今天這個人事決策2年後進到法院,公司能不能用當時留下來的資料證明自己?」 上個禮拜我在一家市值破兆的AI概念股上市公司教育訓練時,跟在場的高階主管及人資同仁分享我的「預防法學」思維。
「他業績都已經墊底了,公司花錢讓他上新產品課程有什麼用?」 「我是主管,本來就可以決定誰去受訓吧?」 如果主管因為特定員工業績不佳,就刻意封鎖工作資訊、提供假消息,讓特定員工失去完成工作或改善績效的機會,事情恐怕就不是單純的合法行使主管職權範圍內,合理必要的教育訓練資源分配。
「員工不相信HR,可以直接把職場霸凌申訴寄給獨立董事嗎?」 「獨董收到員工陳情後,是不是要自己找主管來問話、判斷霸凌成不成立?」 這是2026年7月1日職場霸凌防治新制上路後,上市櫃公司董事會與人資部門常常來找我諮詢的問題。
「員工做不好,我還不能嚴格要求嗎?」 2026年7月1日職場霸凌防治新制施行後,企業主管最常提出、也最容易被誤解的問題。 我的答案是:主管當然可以要求績效,而且有責任要求績效,甚至嚴格要求績效也沒問題。
「我們公司今年沒有任何職場霸凌申訴,代表制度做得很好吧?」 每次聽到人資主管這樣說,我都為他的公司擔心,因為這不一定是好消息,不代表公司真的沒有問題,而是企業可能把「沒有申訴案件」誤當成「職場沒有霸凌行為」,一片和諧。
今周刊編按:北市31歲羅姓女子在知名葡萄酒代理商擔任品牌副理,入職不到4個月因密集加班病倒,送醫確認有「急性腦中風」。並有失語、認知及肢體障礙等狀況,她為此向公司求償1344萬3514元。 羅女是國立中央大學學士、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碩士,曾到波蘭研修,專精英文、西班牙文、波蘭文等外語,2019年3月到知名葡萄酒代理商任職,工作內容有品牌行銷、銷售規劃、外語口譯及管理,月薪5萬5000元。 酒商指出,她就職短短4個月,工作量與其他同等職務人員無異,從未反應有工時過長、負荷過重情形,相關加班行為是個人行為,酒商曾透過同事請羅休息,但羅執意不聽、自身也有過失。 據媒體綜合報導,法院調查後指出,羅女實際投入工作時間不能僅以正式加班申請紀錄計算,包含:活動場地布置、事後整理、主管透過LINE交辦事項,假日被要求參與的相關課程,都應納入實際工作時數。 法官認定,羅女發病前一個月確實累積97小時加班,且6月籌辦酒展期間,經常工作至晚上10點甚至凌晨才下班。公司卻未幫她減少工作量,判公司賠償1228萬餘元,全案仍可上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