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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歲評論家李怡今晨病逝…曾說離開香港是「完成最後的人生」:正直的人唯一出路是監獄

87歲評論家李怡今晨病逝…曾說離開香港是「完成最後的人生」:正直的人唯一出路是監獄

口述‧李怡 整理‧鄭閔聲

政治社會

攝影/唐紹航

1326期

2022-10-05 16:42

編按:旅居台灣的香港知名政治評論家李怡周三(10/5)病逝於國泰醫院,享壽87歲。

李怡一生追求言論自由,過去在香港蘋果日報撰寫文章,被視為立場反共。香港國安法施行後,他選擇落腳台灣,認為離開是完成最後的人生。

他曾經在臉書寫道,從來只有成功人士會寫回憶錄,失敗者的回憶錄誰要看:

我在《世道人生》專欄的告別篇最後表示「將會向愛護我的讀友,細說我一路走來的失敗的人生」,有不少讀友留言說不接受「失敗的人生」的說法,他們認為我的人生是成功而不是失敗的。

就個人、家庭和事業這三方面來說,我的人生成績單當然絕非失敗。有點成績的原因主要決定於我生活的時代和環境,就像美國股神巴菲特說他的致富是因為他中了卵巢獎券一樣,我因為成長和志業開展期是在殖民地的香港,而且處於海峽兩岸和香港經歷大轉折的時代,「國家不幸詩家幸」,劇變刺激寫作者的思緒,而港英時代的法治及在97後一段時期的延伸,為自由的編輯和寫作生涯提供了保護傘,這是我人生之所以稍有成績的幸運因素。現在香港的年輕作家,才學在我之上,也沒有這樣的好運氣,要以寫作來維持生計都困難,真為他們惋惜。

但回顧我一生的追求,卻是不斷的感受理想破滅、價值敗壞的悲哀。

多年前,香港電台舉行「香港書獎」的頒獎禮,邀我參加,主持人問我,在港台主持「一分鐘閱讀」節目多年,是否覺得香港的讀書風氣有了改善,我回答說,我一生所主張所推動的事情,社會總是向相反趨向發展的,無論是閱讀,獨立思考,或民主自由,都如是。

這就是我所指的失敗的人生。

理想破滅在幾十年前就發生,當一個希望升起又接着破滅之後,我就對馬克吐溫的話深信不疑,他說,悲觀者與樂觀者的區別,是悲觀者掌握的資訊較多。對人類社會了解越多,對人性知道得越多,就越是不能樂觀。但悲觀不等於要消極。

以寫作為終身志業的人,必須忠實於自己心中所想、所信奉的價值觀,我手寫我心,才對得起自己從事的工作。當然,所信奉的思想價值觀會經不起現實考驗而改變,那就仍然要忠實於這種改變,繼續我手寫我心。悲觀而積極,明知推動的價值難以實現仍然要推動,既是職責所在,也是為了實現自己,為了無愧於自己的一生。

在事實敵不過謊言、真理敵不過強權的世界,在權錢色騎劫所有價值體系的世界,作為一個忠於自己的寫作人,很難避免不停地產生挫敗感。尤其是我寫作的時間如此長,面對的中國、台灣和香港的轉變如此大,回想我一生推動的不同時期的目標來說,我想到的無疑就是一個個挫折,是實實在在的「失敗的人生」。

在以後的文字中,我會盡可能憑記憶講一個失敗者的故事。警惕我寫作的只有一點,就是避免陷入羅生門故事的美化自己的怪圈。

而我在不斷挫敗之後仍然願意與讀友、特別是年輕讀友分享失敗人生的原因,是我常想起邱吉爾的名句:「成功不是終結,失敗不是終結,唯有勇氣才是永恆。」一個人的失敗人生或是一個人的終結,但不是後來者的終結。

一個人的勇氣是他的永恆,也是後來者的永恆。邱吉爾的話推動我寫這個失敗者的故事,也是一直都是小有勇氣的故事。

而《今周刊》在今年5月曾專訪李怡,評析香港政府以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逮捕香港「六一二人道支援基金」5位信託人,對香港社會具體影響與象徵意義,以下是訪談口述摘要。

(原文刊載於2022/5/18,更新時間為2022/10/5)

 

編按:5月8日,李家超以逾99%得票率當選下屆香港特首,由於他在保安局局長任內,對反送中運動採取高壓強硬態度,外界預估他就任後將堅定執行《香港國安法》。兩天後,港府果然採取行動。5月10日起,香港政府以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的勾結外國勢力罪名,陸續逮捕香港「六一二人道支援基金」的5位信託人,其中包含高齡90歲的榮休主教陳日君,引起國際社會高度關注。

 

《今周刊》專訪目前旅居台灣的香港知名政治評論家李怡,評析這起逮捕事件對香港社會具體影響與象徵意義,以下是訪談口述摘要:

 

我認為香港這幾年的變化,很難用幾句簡短的話來評述,但如果概括評論「六一二人道支援基金」5位信託人被逮捕的事件,應該要說「香港的法治已經死亡」。

 

李怡

(攝影/唐紹航)

 

被捕信託人吳靄儀

香港反台獨議案  僅她棄權

 

想理解這次事件,必須先釐清六一二人道支援基金的本質。它是以眾籌(群眾募資)的方式成立,用途是替在「反送中」運動當中受傷或被逮捕的人士,提供必要的醫療、心理輔導與法律援助,是一個純粹的人道社福機構,並沒有參與任何具體的政治活動。

 

香港法治的一項重要基礎,是任何人在面對法律審判時,都有為自己辯護的權利,即使是殺人犯也不例外。所以從港英時期以來,香港政府一直設有法律援助處(以下簡稱法援處),被告如果沒錢請律師為自己辯護,都可以向這個機構申請法律援助;法律援助是不受政府干預的獨立部門,是維持香港司法獨立的機構。

 

法援處是政府機構,反送中示威者若向法援處申請,不但難獲得援助,個資反而會被政府掌握而提出控告。為此,民間人士成立「六一二人道支援基金」,性質基本與法援處相同,其他功能也純屬人道。

 

但《香港國安法》要求「六一二人道支援基金」提供捐款人的詳細資料,迫使基金停止運作並解散;現在又指控基金信託人「勾結外國勢力」,這顯示在今天的香港,連人道支援都成為一項罪名、連法律援助都被政治干預,所以我認為這次逮捕,是香港司法獨立已經死亡的重要跡象。

 

這次被捕的5位基金信託人,我認識3位,其中又以吳靄儀認識最久。從1980年代,她在香港《明報》時期,我們就有聯絡。她會從媒體轉換跑道到英國學法律,成為執業大律師,又在1995年參選立法會議員,顯然希望九七後能通過法律維持香港的法治現狀。

 

一直到反送中運動前,儘管許多香港本地人覺得20多年來,無論媒體、立法會、政府都受中共干預,都在改變,但為什麼仍有多數香港人、外國投資者或居港外國人認為香港沒太大變化呢?我認為最大原因就是司法依舊獨立,司法獨立是香港社會穩定的磐石。而吳靄儀在立法會10多年,無論在修訂法條上的細緻心思,與對維持香港法律體制的堅持,都居功極大,可說是維持一國兩制不變的最大功臣。

 

我還記得2000年台灣政黨輪替後不久,香港立法會通過一項「反對台灣獨立」議案,當時投票結果是所有議員包括民主派都贊成,只有一票棄權,吳靄儀就是投下棄權票的那個人。她棄權並非支持台獨,而是身為法律人,她認為台灣是否獨立,不屬於香港立法會職權範圍,就像台灣的立法院無權議論香港應不應該接受一國兩制。從這件事,就可以看出她的法律素養和堅持。

 

香港國安法

由於港府依《香港國安法》要求提供捐款人詳細資料,陳日君(左起)、吳靄儀、許寶強、何韻詩在2021年8月宣布「612人道支援基金」停止運作。(圖/達志)

 

港府「濫捕」

未來香港人權自由恐遭打壓

 

我與陳日君主教相識是在2014年的「雨傘革命」之後,因為我女兒從加拿大來香港,她是虔誠的天主教徒,很想見到陳日君,我在朋友引介下,約他吃了一頓中飯。還記得當時他坐下來就對我說:「(那些參與爭取民主運動的)年輕人太自以為是,總是不聽別人的意見、一意孤行。」

 

我聽了以後,客氣地建議他:「也許你要多了解年輕人的想法,年輕人的特色就是他們的熱忱,有些事情如果想得太周到,就不會積極參與了。」沒想到他聽完後,真的改變看法,逐漸表現出對年輕人的支持。

 

反送中運動之後,陳日君變得很忙碌,因為神職人員可以不受限制地探訪監獄,所以他雖然年紀很大,還是經常搭很遠的車,到各監獄探訪不認識的受難者。

 

我在網路上看過一些年輕人分享,有人說自己不信教,也不認識陳日君,卻莫名其妙受到他探訪,陳日君聽了他在監獄的遭遇,也分享自己早年從上海逃到香港,再自學進入教會的經歷;還有一個受難者,面對家人探訪總是報喜不報憂,想讓家人安心,但一看見陳日君就情緒崩潰,抓著他的手痛哭許久⋯⋯。

 

陳日君從來沒有參加過任何反抗行動,就只是靜靜地在示威現場附近為參與者祈禱、到法院旁聽、到監獄探訪,給年輕人安慰。

 

何韻詩,我這幾年接觸得較多,我是她的歌迷。她是非常溫柔的人,過去不涉政治,因愛香港,珍惜香港給她的自由發展,使她成功,目睹香港政治沉淪才捲入人道救援,她追求自由的心態跟我很接近。

 

這幾個人,都是非常傑出與善良的香港人。他們所做的事情,也都只是遵照香港的法律,用和平理性的方式,表達一個正直的人該表達的態度。他們被逮捕,是因為法律受政治所影響,突然間改變了。

 

香港國安法

警務人員出身、支持以「適當武力」應對反送中運動群眾的李家超,未來5年的香港特首任內,預計將更堅定執行北京意志與《香港國安法》。(圖/達志)

 

不擇手段打壓異己

恐連宗教自由都岌岌可危

 

當這些溫和、善良、正直的香港人,只是在法律許可的情況下向受難的人試著伸出援手、做一些純粹人道的協助,卻要因此被捕,讓我想起了十九世紀俄國文豪托爾斯泰曾說過的一句話:「在俄國,一個正直的人的唯一出路就是監獄。」這句話也許對目前的香港也適用了。

 

你可能覺得這句話有點言過其實,難道在監獄外的人都不正直嗎?若按托爾斯泰的說法,當你面對香港社會如此巨大的改變,親眼目睹自由的喪失、法治的墮落,如果仍然可以無動於衷,即使你不是壞人,即使你為了自己的安全選擇沉默,或說些言不由衷的話,那麼你會說自己是一個完全正直的人嗎?

 

我去年4月結束香港《蘋果日報》時評專欄時曾說,現在的香港不需要政治評論,因為每個人都看到問題所在,每個人都可以評論;但每個人又都不可以評論,因為會觸犯毫無邏輯可言的《國安法》。即使有人在法庭侃侃而談,講出一大堆道理,但只有聽審的人聽得到,不會有媒體報導,法官也不會因為你講得有道理而被影響,這就是現在的香港。

 

雖然我們常說做事情要看它「應不應該」,但如果應該做的事只會帶來不幸,連一點點正面效果都看不到,不需要很聰明的人也知道這件事「不可以做」。所以當陳日君等人被捕,你對香港所謂「宗教界」人士或立法會議員的反應,不必太驚訝,因為你不能拿自由社會的標準,理解專權政治下的宗教界或立法會。他們只是被專權政治宰制的工具,不是他們所宣稱的身分。

 

很多人為了不同的理由離開香港,包括我在內。

 

其實我也與何韻詩一樣不想走,畢竟香港是我的根,是我成長與生活了70多年的地方。香港給了我發揮言論自由的很多機會,如果我離開了,它發生了任何事情,我卻說不上話,我會很難過。

 

撰寫回憶錄

記錄曾經歷過的自由香港

 

只是,當《國安法》通過,我開始思考自己不寫政治評論後,餘生還能做什麼?這時我想到美國前總統雷根的一段話:「自由距它的滅絕不過一代之遙。我們沒有辦法把自由通過血脈傳給子孫,我們必須為它而戰,保護它,將它交到後代手上,而我們的後代也必須做同樣的事情。否則有一天,我們將在暮年告訴我們的孩子、我們孩子的孩子,曾經自由的美國是什麼樣子。」

 

我想到,已經80多歲的我能做的,是告訴下一代或下下一代,曾經自由的香港是什麼樣子,我想把我在英國保護傘下辦雜誌的時代,那個擁有自由與非常出色文化的香港,藉一部回憶錄寫出來。寫這些可能違反《國安法》,所以我去年四月來到台灣,希望在活著、還有精力的時候完成它。

 

我本來想在完成回憶錄後回香港,但我離開後不久,香港《蘋果日報》停刊、溫和派人士也陸續被逮捕,我女兒與親友都勸我不要回去。我想我都86歲了,他們還能拿我怎麼樣?但90歲德高望重的天主教樞機陳日君都被逮捕,真是什麼事都會發生了。

 

目前回香港即使我不擔心,我身邊的親友也會很擔心,我不想他們為我擔心。我知道留在香港的人很困難,但離開的人也很困難,我們只能在兩難之中做個人的選擇,並且尊重每個人的決定。

 

回到托爾斯泰那句話。我一輩子寫文章,一輩子向社會陳述意見。如果我還在香港,我也就不可能像現在這樣跟你講話。所以,如果我在香港,我如果不是在監獄中,那麼我也就不是一個正直的人了。

 

李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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