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30 年成功，不表示老模式還會繼續成功。更危險的是：有時候以往成功的經驗，甚至成為轉型改變的阻礙。
工研院董事長蔡清彥曾多次對外界引述美國總統歐巴馬對工研院的肯定；歐巴馬說，全球有兩個應用研究機構對該國產業發展發揮重要功能，其一是德國的Fraunhofer Institute，另一個是台灣的ＩＴＲＩ，即工研院。工研院三十年來孕育台灣資通訊產業人才，協助設立聯電、台積電等半導體龍頭公司，早年更母鷄帶小鷄，技轉技術給民間，發揮協助產業生根的功能。
但是過去三十年成功，不表示老模式還會繼續成功。更危險的是：有時候以往成功的經驗，甚至成為轉型改變的阻礙。
工研院每年總預算約兩百多億元，要分到所轄十幾個研究所與中心；反觀台積電，每年研發預算就超過四百億元，全數投入半導體，不但台積電如此，聯發科等成功的資通訊公司，都不再視工研院為協助者，有時甚至把工研院當成競爭者。
資通訊業現在最大的競爭者，是韓國與中國。這些國家都喜歡打大規模組織戰，國家動輒砸幾百、幾千億元去協助特定企業。台灣的工研院規模與中、韓規格相比，只能算是小咖。故台灣如台積電與聯發科等資通訊企業，都要靠自己的優勢、彈性、戰略與外國兵團一拚高下，不能再靠工研院。
那麼在資通訊以外的其他領域呢？工研院是以資通訊起家的，在本行之外的機械、生醫、材料等領域，倒未必比國內龍頭大學要強，例如機械，恐怕成大、台大都比工研院略勝一籌。從這裡，也就能看出工研院與德國Fraunhofer的差別。Fraunhofer將不同領域的應用研究所設在各該領域最強的各大學，就近擷各家之長，也建立各領域理論與應用銜接的傳統；但工研院幾乎所有所、中心都聚焦在新竹，與各大學的銜接較弱。
工研院就像台灣經濟成長，過去是成功的，但現在卻需要轉型。這樣的改造必須以對產業的深刻了解與科技發展的透視直觀為基礎。二○一二年底，在蔡清彥年近七十之際，我以國科會主委身分說服經濟部長，並向江宜樺院長推薦胡正明院士接任。胡院士產學經驗豐富，曾任台積電技術長，幫該公司完成智財布局，堪稱全球華人資通訊龍頭，如果能出任董事長，大概會使台灣相關產業界士氣大振。當然，這樣有才華的人未必會答應，但政府總是得努力央求才行。
最後，政府根本沒有對胡院士提出邀請。大家都猜測，工研院這樣重要的職位，怎可能不經「科技教父」點頭，交予非我族類之人呢？這裡的政治生態可以理解，但卻不能原諒。我也替台灣悲傷：台灣經濟轉型不順，就是敗在一群一心一意只想擴張班底與影響力，卻不願接納不同聲音的人！
（本專欄隔周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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