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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的孩子》照亮每個角落的台灣孩子 鄭有傑╳勒嘎舒米 用鏡頭找回自己的「部落」

《太陽的孩子》照亮每個角落的台灣孩子 鄭有傑╳勒嘎舒米  用鏡頭找回自己的「部落」

何欣潔

個人成長

攝影/林煒凱

981期

2015-10-08 10:15

熱映中的國片《太陽的孩子》,被譽為「今年最好哭的台灣電影」。在電影之外,兩位導演也曾因為各自的族群、家庭背景而飽嘗社會異樣眼光,他們希望用溫柔的電影改變人心,讓台灣孩子不要再受偏見與歧視之苦。

國片《太陽的孩子》以花蓮港口部落「海稻米」復育故事為藍本,描述部落媽媽巴奈辭去台北工作返鄉,與老邁的父親共同引水復耕稻田,卻遇上建設公司欲買地興建度假飯店,引發部落覺醒的故事。

情節與近年社會運動風潮相呼應,又如實反映東海岸土地開發、陸客超載等時事議題,祖孫三代互動情節暖心又幽默,讓觀眾直呼「很有感覺!」上映兩周,已在台北市締造二百五十萬元的票房佳績,更獲得金馬獎三項入圍肯定。甚至在戲院將放映廳數減半的窘境下,票房依舊逆勢上漲,堪稱近年來的國片奇蹟之一。


鮮少有人知道,這個感動人心的故事背後,藏著兩位導演的童年心事:勒嘎舒米是港口部落的阿美族人,因家庭因素在六歲離開部落,努力融入閩南村莊,卻依然感到格格不入;鄭有傑的父親是日本華僑,讓他從小在日式教育中長大,卻因此飽受排擠。

隨著片中女孩大聲喊出「你是誰?」「邦查!(阿美族語自稱)」這兩位背景迥異的導演,彷彿也一同走過了曾經對自身身分、認同的徬徨,找到了回鄉之路。兩人接受《今周刊》專訪時,娓娓道來關於認同、掙扎與「尋找部落」的辛苦歷程。



太陽的孩子

《太陽的孩子》劇情動人心弦,部落的力量  與導演的溫柔,缺一不可。(圖/牽猴子整合行銷提供)

 

異鄉的陌生人 台南的「番仔」、台北的「漢奸」


小學一年級之前,勒嘎還待在部落過著無憂無慮的生活,媽媽把他養得白白胖胖,「部落小孩吃不到的頂呱呱、手扒雞,我是一天到晚都在吃。」九歲時雙親離異,他隨著爸爸到台南關廟,住在工廠辦公室改裝的房子裡,不但經濟變得相對拮据,更離開了他熟悉的部落。

關廟是傳統的閩南鄉村,同學、老師都用台語交談,全校只有他一個原住民學生,被嘲笑「番仔」是家常便飯,彷彿一棵被拔離了土地的植物,變得沉默、充滿心事。

勒嘎的童年回憶,是許多離鄉原住民的命運縮影;奇特的是,雖然身為漢人,鄭有傑卻因為特殊的家庭背景,而意外地與勒嘎有相似的經歷。

「以前從來沒有想過,我會講日語,會是受歡迎的一件事情。」鄭有傑曾經翻譯導演是枝裕和電影小說《橫山家之味》,甚至以流利日語出席東京影展,被媒體形容為「征服櫻花妹」,但回憶起小時候的經歷,仍然覺得不是滋味。父親是曾在神戶發展的日本華僑,返台定居時幾乎不會說中文,在家中都以日語與孩子交談,這一特殊的背景,曾經讓鄭有傑飽嘗痛苦。

「我是民國六十六年出生的,那時候的課本非常仇日,『哈日』這件事,在我那個年代是無法想像的。小學一、二年級時,我被貼的標籤,是漢奸、走狗、日本鬼子,他們都這樣叫我。」說到過往回憶,鄭有傑微微提高了聲量。

「小孩子講那些話是無心的,我相信他們沒有惡意,就像勒嘎的同學一樣。我們都沒有做錯什麼事,沒有去傷害任何人,卻不知道為什麼要被排擠。」鄭有傑嘆息。

 

偽裝自己的男孩 改漢人口音、「搞笑」隱藏身世


在關廟,勒嘎感受到格格不入,只好加倍努力來融入朋友的圈子,他有一個漢人名字,叫做王亞梵。「我隱藏自己的口音,不讓別人知道我是原住民,為了打入當地的圈子,天天跟朋友玩在一起,上學也不怎麼去,成績不怎麼樣。」勒嘎回憶。

至於鄭有傑,三年級選擇轉學,逃離嘲笑與異樣眼光。「轉學後我完全隱藏我的身分,跟我爸說,你不可以出現在我的學校,我也從來不敢讓朋友來家裡玩。」兒子強力排斥、隱藏身世的行為,傷了父親的心,成為鄭有傑心底的遺憾,「我爸一直都不知道,為什麼我要那麼恨他?可能父子之間難解的結,就從那時候開始。」

同時,鄭有傑開始學習保護自己,「我學會譁眾取寵、喜歡講笑話,博得大家的認同,但其實我很緊繃、一直在害怕,有一天會被發現身世。好長一段時間,我比別人更想要證明:我是台灣人。後來才知道,這是自己的事情,根本不需要對誰證明。」

「我念國中時,老師知道我的身分,不知道他是想激我還是怎樣,就說你不用那麼用功啊,反正你可以去日本念書,又不用跟大家考聯考。我就很不高興,拚命考建中給他看。我付出了很大的代價,幾乎犧牲掉所有玩樂時間,好像在過一種很兩面的生活,也慢慢忘記了我原本是誰。」鄭有傑說。

在台南的勒嘎,也開始偽裝自己,他改掉部落口音,打入當地社群,交到朋友,卻還是無法迴避內心深處對故鄉的渴望,從小無法經常見面的媽媽,承諾母親要在部落等他回家,始終是勒嘎內心的牽掛。退伍後,他決定「回部落看看吧!」



太陽的孩子

《太陽的孩子》劇情動人心弦,部落的力量與導演的溫柔,缺一不可。(圖/牽猴子整合行銷提供)

 

走上認同之路 返鄉,拿起攝影機找回自己


然而,長年離鄉的遊子,不但要重新抹去漢人口音、融入阿美族文化,也必須面對部落的閒言閒語,「他們會覺得年輕人怎麼不出去工作?好像你是一個比較失敗的人。」為了在部落安身立命,勒嘎跟著族人,從雕刻、編織、木工無一不學,卻始終找不到自己的興趣所在。

「因為實在找不到工作,我甚至曾經去花蓮市的飯店提行李,後來又回到部落,兩年之內,就在城市跟部落之間來回了五、六次。」痛苦到了極點,勒嘎甚至想:「如果真的找不到適合的工作,乾脆回到台南工業區找,再當一次異鄉人!」


幸好,當時部落組成劇團巡演,勒嘎偶然拿起老舊的機器拍攝影片,意外獲得好評,「坐遊覽車的時候,我把影片放出來,老人家很喜歡,我覺得受到肯定,終於在部落找到一件屬於我的事。」

拍出興趣的勒嘎,在二○一三年剪出紀錄片《海稻米的願望》,成為《太陽的孩子》的雛形。在城市裡順利由建中進入台大經濟系的鄭有傑,也透過拍攝電影,找回了自己。

「我在大學時開始拍片,當時台灣電影很慘,國際影評人甚至說台灣電影已死。」但鄭有傑與林書宇等年輕導演一起拍片,每個人都懷著夢想、熱情,在逆境下打拚,「跟這些人相處在一起,我第一次覺得有夥伴的感覺。」


在電影圈裡放下假面、找到朋友,也讓鄭有傑與主流道路漸行漸遠。他在電影中追索自身來處,從他的首部金馬得獎片《石碇的夏天》,到後來的《一年之初》、《陽陽》,認同問題以不同形式反覆出現。

「認同問題對鄭有傑來講,是非常重要的一個主題。」作為鄭有傑的恩師,導演王小棣如此觀察。在意外的緣分下一同完成《太陽的孩子》,兩個拿著攝影機的男孩,可說是終於找到了自己的「部落」所在地。

「社會對原住民的了解仍然太少,這是第一步嘗試,我還想拍出更多部落的東西,盡力傳達給大家知道。」勒嘎說;鄭有傑則是進一步地發出感嘆:「當社會還是讓不一樣的人想要隱藏自己,像勒嘎曾經想要隱藏自己是原住民,我想隱藏我會說日語,就不是真正的尊重多元文化。」

兩位導演共同的心願,就是太陽照亮每一個仍存在偏見的角落,讓每個「與眾不同」的孩子,都不再受排擠、歧視之苦。

 

太陽的孩子

 

勒嘎舒米(首圖左)

出生:1985年

代表作品:《海稻米的願望》

背景:花蓮港口部落,阿美族人 

 

鄭有傑(首圖右)

出生:1977年

代表作品:《石碇的夏天》、《一年 之初》、《他們在畢業前一天爆炸》

背景:父親為日本華僑,日語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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