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冬 瑞士信貸私人銀行部高級顧問； 研究興趣側重中國經濟， 兼顧亞洲及其他國家地區經濟分析。
中國政府既要銀行控制風險又要支持實體經濟，就逼著銀行在貸款數據上造假。最終出路在發掘新的企業興奮點，要做到這點，惟有開放競爭。
低風險的發達國家國債，反常地在全球經濟加速時表現突出；一旦國債收益曲線發生異動，受影響的將是全球所有資產種類。
聯儲調整政策之舉，讓部分人士認為會出現「新常態」，但過往歷史告訴我們這都是無稽之談；若輕言「新常態」，會令市場對利率上漲的風險產生錯覺。
收入增加乃復甦之母，是消費、投資走上坦途的關鍵。無論是經濟復甦還是通貨膨脹隱憂，都到了葉倫不得不對退出ＱＥ時間表作出全面安排與宣示的時候了。
儘管消費和出口略見回暖，中國經濟仍然被兩座大山壓著。一是地方上的「不作為」，嚴重影響固定資產投資的反彈；二是房地產市場出現疲態，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大降。
歐洲央行日前把儲蓄利率調為負值，此舉希望銀行資金重回實體經濟，讓消費者積極消費，在非危機時期如此出招，真的有效嗎？
對於中國經濟，更重要的是推進結構性改革。經濟陷入目前的困境，核心原因是民間投資意願嚴重不足，想要打破目前的僵局，必須打破壟斷，將有利可圖的行業向民營資本開放。
中國當局推反腐敗，不僅影響房地產，固定資產投資似乎也因而停滯。雖然改革關乎中國的未來，但如何穩住經濟，也同樣重要。
苦於受霧霾蹂躪的城市遽增，中美兩國即將針對環保議題展開談判，有別於過去能賴就賴的態度，因為當局總算明白關係自身健康的重要性。
無論QE 還是QQE，各國依然繞不開就業這隻攔路虎，惟有收入復甦，才有真的經濟復甦。
靠砍開支過日子，企業自然不願加人或加薪，消費無從發力，所謂的經濟復甦不過是水中月，加稅也解不了日本眼前困局。
中國若僅調降存款準備金率，恐未將資金轉介到有需要的企業，惟有改革、還富於民，才能讓經濟重回正軌。
北京不敢輕易改變人民幣升值的預期，一旦市場認定人民幣走貶，可能出現大量資金外逃。人民幣匯率貶值不會太久，但匯率波動卻在加大。
五年前，在全球金融海嘯中，對手的研發投入減少了，市場萎縮了，中國的IT 行業資金投入卻大步趕上。
2013 年第三季度，是這輪短週期的增長高峰，隨後經濟溫和回調。三中全會前「保穩定」的政策已經讓位於「促改革」。
柏南克在離任之前，啟動QE退場，並邁出taper第一步，為葉倫提供了相對舒適的決策環境，葉倫都該謝謝Santa Bernanke。
瑞信亞洲區首席經濟學家陶冬指出，三中全會做成的改革決定，內容既全面又大膽，即使只有落實一半結論，中國未來五年也會面貌一新。
安倍經濟學透過匯率變化，改善了企業的盈利水準，卻未刺激就業市場，收入預期不振，民眾消費意願低落，對日本經濟不是好消息。
銀行儲蓄流失，並未改善經濟去實業化的現狀，近年貨幣政策的擴張所產生的流動性，依然在金融經濟中空轉。
各國經濟基本面不同，卻要面對「一個鞋碼適合所有的腳」的歐洲貨幣政策。德國已遭受物價與房價上升折磨，卻還要應對更多的流動性和更低的資金成本。
目前SHIBOR 上揚與六月情況的根本不同，就是央行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改變了，目標不再是「教訓銀行」，而在於穩定市場。
